跨文化學視閾下的文化更生

      

      文化更生是跨文化學中的可變性要素或變數，是指本文化或主體文化與異文化的間性涵濡中發生變遷並導致新文化再生的情形。跨文化學作爲研究本文化與異文化之間相接觸的規律的學問，涉及文化同尚、文化異憂、文化間涵、文化更生和文化集美等多種要素。①其中的文化更生要素表明，本文化在與異文化發生間性涵濡的過程中，會再生出與本土原生型文化、異文化既相關聯但又不同的新文化形態。文化更生，意味着不是全新的新生，也不是舊的死而復生，而是本文化通過與文化異質性因素的間性涵濡而實現自身的文化更替，誕生出既具有新生命形態又可以歸屬於傳統的文化變體。

      一 文化之生、死及更生

      文化更生，意味着文化不僅可以藉助文化共同性好尚即“文尚”而更生，也可以藉助文化異質性憂慮即異憂而更生。特別是後者，是跨文化學研究的焦點性問題之一。那麼，如何藉助文化異質性因素之憂慮而更生呢？

      一旦提起文化的生與死話題，人們可能就會說上很多。對於“文化是有生命的”這個觀點，想必沒有人會給否定掉；但如果再補一句說“文化會死”，或者說“文化不死或文化永生”，那就可能會引發爭議或激烈交鋒了。按照赫爾德(J.G.Herder，1744-1803)所說：“每一個民族，就像藝術、科學和這個世界上的一切東西，生長、開花和衰落各有其時。”②由此觀點推論，文化既然有生也就應該有死，衹不過他在這裏似乎還沒明說。多年後，斯賓格勒(O.A.G.Spengler，1880-1936)在《西方的沒落》中就說得明確了：“每一種文化都有自己的觀念，自己的激情，自己的生命、意志和情感，乃至自己的死亡。”在他看來，民族文化如同有機活體一樣，都有其生、老、病、死過程，不會死而復生。“文化、民族、語言、真理、神靈、景觀等等，一如橡樹和石松，一如花朵、枝條和樹葉，從盛開又到衰老——但是，‘人類’決不會有衰老。每一文化自身的自我表現都有各種新的可能性，從發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復返。”③他進一步指出，特定民族的文化總是發源於該民族的文化心靈，通過其創造的獨特的原始象徵表現出來。他舉的例子有，埃及文化以金字塔下的甬道再現其對無盡的道路的關懷，希臘文化以輝煌的雕塑藝術表達其對物質實體的偏好，近代歐洲文化在突變中追求時空無限，中國文化則以園林藝術的姿態寄託其漫遊精神。

      不過，根據人類學家張光直的研究，世界上的文化並不都是如同有機活體那樣經歷從生到死的過程和有着必死無疑的宿命的。在他看來，世界上的文化實際上可區分爲兩種，也就是存在着兩種不同的文化模式：“一個是我所謂世界式的或非西方式的，主要的代表是中國；一個是西方式的。前者的一個重要特徵是連續性的，就是從野蠻社會到文明社會許多文化、社會成分延續下來，其中主要延續下來的內容就是人與世界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而後者即西方式的，是一個突破式的，就是在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上，經過技術、貿易等新因素的產生而造成一種對自然生態系統束縛的突破。”④按照他的看法，西方文化是突破式或破裂式文化，當然既有生也有死；中國文化屬於與此不同的連續式文化(文明)，經磨歷劫而綿延不死。這是兩種不同的文化形態。他甚至指出，中國文化是常態，而西方文化是個“例外”：“中國的形態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轉進的主要形態，而西方的形態實在是個例外，因此社會科學裏面自西方經驗而來的一般法則不能有普遍的應用性。我將中國的形態叫做‘連續性’的形態，而將西方的叫做‘破裂性’的形態。”⑤或許可以補充說，中國文化的連續體是在破裂中得到連續發展的，也就是其間雖然也曾經歷若干次斷裂或破裂之巨創，但終究以強大的連續性力量而綿延不已地傳承下來。

      無論對這些觀點贊成與否，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中國文化內部確實有着藉助於文化異質性因素而實現文化更生的思想傳統，相信文化雖然有由盛而衰之日，但也有衰而復甦直到更生的時日。在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即便有瀕臨死亡的垂死之時刻，但也可以向死而生地獲得再生。所以，更生，既不是新生，也不是舊生命的自然延續，而是舊生命的垂死而再生。

      這種文化更生思想早就蘊涵在漢字的字形構造藝術中了。更生之“更”，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上半字形表示聲音，下半字形表示手拿鞭子訓導人。其基本意思是抽鞭子教訓人，令其悔改。其主要意思有兩項：一是改換、變換，如“變更”“更改”“更正”“更生”。王維《秋夜曲》：“桂魄初生秋露微，輕羅已薄未更衣。”元稹《估客樂》：“自茲相將去，誓死意不更。”二是代替，如《呂氏春秋·仲春》：“用圭璧，更皮幣。”這樣，“更”就有着通過變化而獲得再生或代替的意思。生，甲骨文和金文中都像是大地上生長着的樹木，表示生長於大地之意。“更”與“生”合爲“更生”，是指生命的重生、再生或新生，進而比喻復興。《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對此有這樣的用法：“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這裏的“更生”一詞，用的就是百姓再生的含義。《後漢書·張純傳》這樣說：“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同書《楊終傳》又說：“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用的也是君王施恩而讓百姓獲得再生的意思。清代顧炎武曾多次使用“更生”一詞，如《天下郡國利病書·屯田論》有：“孑遺之民有更生之望，而守土待罪之官，亦得以免修職業矣。”黃宗羲《宋元學案·涑水學案(上)》也有：“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坤之功云。”這種“更生”思想一直傳承到現代。1935年，毛澤東指出，“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⑥；1938年，又指出，“自力更生的口號是對的，但中國不能孤立也同樣要注意到”⑦；1946年，再指出，“衹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強，自己有辦法，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國際與國內各方助我力量，方能發生作用……”⑧這裏突出的雖然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使得國家獲得“更生”，但國家“更生”過程中的文化的“更生”也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