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西方社会推崇“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或“自由主义世界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world order)，苏联的解体似乎象征着该秩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冷战后它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向全球推广，经历了有声有色的10年之后，从2001年“9·11”事件开始，国际社会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外部干涉的负向反馈越来越多。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关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内部出现动摇的争论也愈发激烈。许多学者声称我们正在见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终结。①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促使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都不得不重新思考在多极世界中应构建和遵循何种秩序这一重大问题。有鉴于此，有必要重新审视辨析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几种界说和认知 尽管“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一词被学术界广泛使用，但对其内涵的论述却庞杂不一，明确性和学理性都有待提升。大体上来说，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认知和界说主要分为如下几种。 其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被等同于美国所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甚至被一些学者认定为美国的霸权秩序。这种观点是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最为普遍的认知，主要聚焦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突出了美国对国际体系的领导力乃至掌控力。不过，对于这一秩序的阶段划分和价值属性，学者们的观点并不统一。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L.Glaser)指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时被称为“自由霸权秩序”)由美国在二战后率先建立。②同样，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1945年之后出现了由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且“在这个体系中，弱小国家拥有制度化的机会来享受美国权力所提供的保护”，③而美国通过多边规则和机构提供诸如自由贸易、公海航行自由之类的全球公共产品。与他们不同的是，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认为美国自二战以来领导了两个不同的秩序，冷战时期美国领导的是现实主义的、西方的有限秩序，后冷战时期的秩序才是自由和国际的。④此外，虽然有的学者承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同美国息息相关，但对该秩序中的自由主义因素存在疑问。如周桂银指出：“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自由国际秩序既不是自由的，也并非世界的，它是美国及其主要伙伴的政策工具，尤其对美国来说，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经济考虑、维护美国霸权地位和美国国家利益是关键驱动力。”⑤这些观点表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美国所创设，由美国所运用。 其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成员的涵盖范围上以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作为划界依据，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民主国家内部排异型秩序。基辛格认为“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不例外。在实际运作层面，查尔斯·格拉泽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关注的仅是该秩序成员国之间的互动。⑦姚遥则明确指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成员国对非成员国存在排斥与敌视，“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对中国并不包容，中国在安全利益上受到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的排斥，在价值观念上被视为‘异类’。一些不认同甚至挑战‘自由世界秩序’的国家还被打上‘流氓国家’的标签，美国伺机对其进行政权更迭等武力改造”。⑧不同于上述观点，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指出，虽然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发轫于少数几个西方民主国家，但在冷战终结之后，这一秩序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内部秩序”成功扩展为在全球范围内适用的“外部秩序”，“民主和市场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俄罗斯成为西方世界的准成员，中国则是华盛顿的‘战略伙伴’”，“同盟得到了重新确认和强化”。⑨当然，从总体上看，学者们大多同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未扩展为真正的覆盖全球的“国际”秩序。 其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大概率不是一种可欲的事实，只能成为一种虚拟的神话。虽然一些学者通过列举具体的国际组织来证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确实存在，但是从精神内核层次考量，现实中的国际秩序未能体现自由主义的初始内涵。迈克尔·巴内特(Michael Barnetts)指出，“国际秩序是由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共同产生和合法化的，自由主义的精神是人类实践所定义的道德进步”，⑩假定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存在，在道德层面它必然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基石，但同时促进国内和境外的更多互动、改善福利，增加对他人的了解以及我们的团结。(11)但在今天，自由主义在最初包含的道德价值观和自我意识所束缚的群体观念已然从“我们”让位于“我”：个人与社会是分离的，无论个人多么贪婪，社会仍是为了满足个人需求而存在的。如果人的精神内核继续沿着个人主义至上这条道路前进，基于社会团结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可能只是一种愿景，而现实中存在的大概率是拥有自由主义伪装的充满现实斗争的国际秩序。此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推广过程也未彰显自由主义，根据里卡尔多·阿尔卡罗(Riccardo Alcaro)的观点，自由主义的规范前提与其主要西方推动者的实际政策之间存在矛盾。(12)在现实中，自由主义规划的推进总是依赖于其主要支持者美国和欧洲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而作为自由主义精神内核的规范、惯例和制度变成了与敌对势力进行斗争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