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22)03-0084-06 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文学风格的变化之大有目共睹，这种变化不只体现在题材类型、人物形象、主旨意蕴等内容层面，也体现在话语模式、叙事策略、体式技巧等形式层面。在作家的创作生涯中，不断超越旧我是永葆艺术生命力的基础。但对丁玲研究而言，文学风格的变迁还牵涉到中国革命的复杂历史进程，以及在此进程中革命知识分子主体精神结构的形塑与重构。因此，文学风格的流变成为丁玲研究的重要维度。已有的研究通常只注意到丁玲文学形式的变化及导致这种变化的外在原因，即对延安文学规范的顺应和屈就，却忽略了丁玲对文体形式变革的主动探寻和自觉更新。其实，丁玲是一个具有鲜明文体意识和自觉文体追求的作家，她对艺术体式的意识形态性及其革命性力量有深刻体认。丁玲文学风格的流变与其主体精神结构之间形成了同构与互文的辩证关系，体现了革命文艺工作者及其文学实践对时代精神的积极回应和主动建构，这种宝贵的精神品质值得发扬光大。 一、日记体小说与黑暗体验的倾诉与呐喊 丁玲的文学创作始于五四启蒙文学的终结期和左翼文学的萌芽期，其文学实践与五四启蒙文学和左翼文学之间有着既远又近、既游离又粘连的复杂关系。茅盾说“她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文坛”，“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①这诚然是不错的，但远不止于此。梦珂、莎菲、伊萨等叛逆、苦闷、孤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是丁玲为中国新文学人物长廊提供的文学典型，这些出走的娜拉摆脱了来自家庭、社会等各种传统力量的束缚，希望“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读书，去生活，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②然而，精神的极度空虚和生活的百无聊赖，使她们痛感生命的虚无。“生命的不可承受之轻”让莎菲们“一切都灰心，都感觉不到有生的必要”。③导致这种虚无的原因恰恰在于爱情、自由、个性解放等现代价值观的破灭。爱情、自由、个性既是五四文学的关键词，也是启蒙主义最为招展的旗帜。咖啡馆、电影院、游乐场、豪华公寓、新式学堂等象征着现代文明的生活空间和文化场域却充斥着情色、贪欲、无聊和纸醉金迷，洋派先生/女士身上弥漫着虚伪、奸诈、浮华的市侩气和绝望、无聊、空虚的幻灭感。正如贺桂梅所言：“这是一种置身于现代性最核心的、对现代性本身的绝望。”丁玲“并不是在与‘封建’‘传统’的对抗中书写‘现代性’”，“而是要写出‘现代性’本身的幻灭”，由此，丁玲“与那种在‘封建’与‘反封建’对抗关系中确立自身合法性的启蒙理性话语拉开了极大的距离”④。可见其文学姿态的先锋性和激进性。 这种激进、先锋的文学姿态与作家本人深切的生命体验密不可分。丁玲初期的文学创作是不由自主、别无选择的选择，文学之于她，是情绪的宣泄和精神的抚慰。作为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女性，心怀兼济天下的社会情怀，为寻求理想出路八方求索，得到的却是彷徨失落的苦闷。她曾反复申述：“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的孤独的灵魂的倔强。”⑤细究起来，导致丁玲精神极度苦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桀骜叛逆的个性、敏感炽热的感情、知音难觅的孤独、前途无着的迷茫、求索失败的苦痛等主客观因素交织在一起，汇聚成巨大的驱动力，激活了她沉积多年的文学潜能，“总之，我找不到满意答案，非常苦闷，想找人倾述，想呐喊，心里就像要爆发而被紧紧盖住的火山。我于是在无任何出路的情况之下，开始写小说”⑥。这显示了她既不是为文艺而文艺的高蹈，也不是出名要趁早的功利，她只为一吐为快。 一吐为快的创作初衷决定了丁玲早期文学的文体形式和审美个性。日记体是她早期小说的主要文体形态。日记文体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它鲜明的自我意识和私语性特征，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和现代人的孤独感；它的日常性特征是一种人人都可以使用的表达手段和大众话语形式；它松散的结构、内心化的情节很适合表现现代生活的凌乱、无序、琐碎和人格的分裂。五四时期日记体小说盛行。这一时期的日记体小说通常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深入开掘人物的心理真实，执着于情感表达和情绪宣泄，以“小我”心绪折射时代情绪和社会忧思。 丁玲的日记体小说将笔触集中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心理、情感和精神世界，着力表现人物内心的骚动不安，深刻揭示出五四落潮期的一代知识女性因对社会和自我的双重失望而出现的巨大精神危机。结构松散化，情节内心化，叙述重心和焦点不是波澜起伏的故事，而是心灵世界的隐性运动，着力捕捉和呈现人物意识甚至潜意识深处的波澜与涟漪。作家撕掉了一切伪装和矫饰，将真挚的情感和火热的内心袒露于读者面前，赤裸裸地向读者剖析内心深处的秘密，由此激发的情感共鸣和产生的精神震撼不言而喻。 此外，丁玲的日记体小说还具有日本私小说的艺术特质。私小说以如实记录和真实呈现作家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历程为内容，以直接剖露自我心理、情绪和心境为特色，作家本人的精神气质、生活经历、思想状态与文本世界相互投射、彼此映衬，作品中的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作家的自我镜像。莎菲、梦珂、伊萨等人物虽不是丁玲或丁玲的化身，但她们的人生经历、精神状态却是丁玲非常熟悉的，甚至作品中的一些情节、细节就是丁玲本人生活经历的艺术再现。作家与其所创造的人物在精神结构上的同构性，是作品形成强烈抒情性的情感基础。丁玲将自己的同情、理解、怜惜、忏悔、自责等复杂的感情寄托于人物的所思所感，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分不清是作家的抒情还是人物的声音，作者、叙事者、人物三者水乳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