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呐喊》《彷徨》开拓了中国“乡土文学”题材，历来都是新文学研究领域中的热门话题，研究者几乎全都认为五四时期的“乡土”批判，对于思想启蒙的意义重大，只不过是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①所以才被左翼革命文学话语所取代。②这种论点虽然由来已久，却经不起严格推敲，而是一个伪命题。既然“启蒙”是为了“拯救”中华民族，那么“救亡压倒启蒙”一说根本就不能成立。五四启蒙要比我们想象的时间短暂，比如鲁迅认为1922年前后，新文化运动就已经“风流云散”了；而胡适也认为“1923年以后”，知识分子所关注的社会问题，转向了“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③五四启蒙为什么会昙花一现很快便凋谢了呢？鲁迅以历史“在场者”的身份，给出了这样一种答案：“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风尘澒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们的箜篌了。”鲁迅这番诗性语言，告诉了我们一个客观事实：“歌唱”代表着“启蒙”，“听者”则代表着“民众”；当“歌唱”失去了“听者”以后，那么放弃“箜篌”也就不足为奇了。④鲁迅对于启蒙的概括总结，要比我们这些历史的旁观者真实得多，也深刻得多，实际上他从1924年开始“彷徨”到1927年认同“革命”，就是“乡土文学”告别思想启蒙的一个信号。 众所周知，五四“乡土文学”作为思想启蒙的工具利器，曾经为新文化运动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不久它便转向了革命话语的“农民文学”，对于这一历史现象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打压结果。若要正确理解“乡土文学”与“农民文学”之间的本质差别，首先就必须彻底摆脱形而上学的启蒙思维，真正站在“乡土中国”的立场上，去同“乡土文学”展开一次充满理性智慧的思想对话。因为回到历史“原场”我们不难发现，在五四“乡土文学”创作中，“乡土”叙事不过是思想启蒙的表现形式，“文化”批判才是思想启蒙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学界对此观点并无异议，研究者几乎都认为“乡土”或“故乡”，是五四作家阐释启蒙现代性的“文化空间”；⑤在这个“文化空间”里，“作家们的创作目的是让社会大众认识到乡村问题的根本症结在其文化伦理，所以，改变乡村的关键和根本，是以现代文明对乡村文化进行改造和取代。”⑥我们姑且不谈“乡土文学”是否能够对“乡村文化”产生影响力，五四作家在批判“乡土文化”观念时所表现出来的认知偏差性，就已经表明他们与“乡土中国”之间存在着一层思想隔膜，更不要说农民会认同他们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激情描写了。学界一直都在谈论的“乡土”问题，其实包含有“乡”和“土”两个概念：由于底层农民以“土”为生，故他们最关心的是“土”文化问题；而知识精英以“启蒙”为旨归，故他们最关心的则是“乡”文化问题。在“乡”和“土”的逻辑关系中，“土”无疑是“乡”的存在基础，然而“乡土文学”基本上都是在谈“乡”避“土”，即作家只是在言说“乡”文化对于农民的精神制约，却回避了“土”文化对于“乡”文化的内在制约，客观上造成了“启蒙”与“农民”之间的错位对话。谈“乡”避“土”作为一种思想启蒙的操作策略，其弊端就在于游离了“乡土中国”的历史语境。道理十分简单，“乡”文化是建立在“土地”之上的人类文明，“人”则是由“乡”文化孕育出来的高级动物；“乡”文化的精神属性不可能代替“土”文化的物资属性，但是“土”文化的物资属性却能够决定“乡”文化的精神属性。如果我们不能理顺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空谈“乡”文化的保守性毫无任何意义。 鲁迅“乡土小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其思想深刻性迄今为止仍无人能够超越，王富仁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去加以总结和概括，无疑是一种再恰当不过的精准评价了。但我们也注意到鲁迅的《呐喊》《彷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乡”文化这一命题，去揭示中国农民愚昧落后的思想“劣根性”，这既是他对五四启蒙所做的最大贡献，同时也是“乡土文学”创作无“土”现象的一个开端。中国“乡”文化的产生根源，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土地经营方式，它势单力薄且效率低下，很难抵御来自于外力(包括社会与自然两方面因素)的巨大冲击。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言，小农经济在现代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不可避免地将会被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所代替；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灭亡和衰落。”⑦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小农经济去对抗资本主义经济，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⑧有过东洋留学经历的鲁迅，当然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因此在他眼中的中国农村，就如同他回故乡时的见闻一样，“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故乡》)，而走进“故乡”以后，更是令鲁迅感到失望甚至绝望，“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狂人日记》)，“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药》)。以个体家庭经营方式为主的小农经济，又直接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乡”文化的超稳定性，即人们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久而久之又形成了一种亘古不变的文化模式，即“宗族关系，牢不可破；国家观念，甚形薄弱”，“换言之，只知有家，不知有国。”⑨故李大钊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万恶之源，都在家族制度。”⑩鲁迅对于中国以“家族”观念为核心的“乡”文化，有着极为深刻的思想认识，他以“鲁镇”与“未庄”为创作背景，生动地描绘了这种历史弊端的现实表现：比如“短衣帮”对于孔乙己毫无同情心(《孔乙己》)，华老栓对于革命者夏瑜的麻木不仁(《药》)，“九斤老太”对于新生事物的满腹牢骚(《风波》)，“未庄人”对于外来者的强烈排斥(《阿Q正传》)，“鲁镇人”对于祥林嫂的冷漠旁观(《祝福》)，庄木三和爱姑对于权势的心怀敬畏(《离婚》)等等现象，令鲁迅对于中国社会改革的前景感到悲观。他清醒地意识到，两千多年来的小农经济，导致了“乡”文化的“浸灌性灵”，使中国人如同“一盘散沙”，“故所谓古文明国者，悲凉之语耳，嘲讽之辞耳！”(11)他深知推动“乡土中国”走向现代文明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但是“革命”又不得不去面对那些背负着沉重的传统文化的中国农民，他们如同“鸡肋，弃之不甘，食之无味，就要这样地牵缠下去。五十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12)研究者历来都认为鲁迅非常热衷于思想启蒙，其实他还真是在“听将令”而勉强为之，骨子里却对思想启蒙深表怀疑，否则他也不会在《〈呐喊〉自序》中，大量使用“悲哀”与“寂寞”这两个词汇了(按：笔者统计曾出现过13次之多)。鲁迅之所以会感到“悲哀”与“寂寞”，原因是他知道“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13)毋庸置疑，“太难改变”与“看来看去”，是造成鲁迅思想彷徨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