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种农民审美观的表现 如果说赵树理是农民审美的表现者，应该不会有什么争议。在这方面，学术界已经有很多的论述，不须要过多赘述。 最典型的是赵树理的文学观。他的文学观带有很强的现实功利色彩，解决问题是他的创作目的，其创作也都是源于现实的触发。这种“问题小说”思想带有典型中国农民实用主义审美特点，可以看作是中国乡村文化的产物。这也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特色，其作品审美方面也因此具有很本色的泥土气息：“我认为写进作品里的语言应该尽量跟口头上的语言一样，口头上说，使群众听得懂，写成文字，使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群众看得懂，这样才能达到写作是为人民服务的目的。”① 具体到审美特征，比如赵树理作品中基本上没有真正的风景描写，他笔下只有生活化的自然，也就是混同于社会生活景观的自然生活风貌——按照现代性标准，这不能叫风景，只能叫景观，因为它们没有作者的自我主体投射，也不具备现代性思想精神。同样，赵树理作品中也几乎没有人物外貌美的描写。无论是青年男女，无论美丑妍媸，都是这样。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小芹还是小二黑，我们都只大体知道他们的外貌状况，却难以细致进行辨识。代替这种外表美的是人物的身体健壮与否，以及是否具有质朴勤劳、热爱乡村的品格。 这些特点都不符合现代小说的审美要求，但却充分包含着农民的审美观念。对于处于社会底层、整天为生计奔波、也缺乏高深文化素养的农民们来说，生存是他们看待事物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没有一个农民会对着满山的树木做情感抒怀，他只关心这个树木值不值钱，有没有盖房子或做家具的价值。同样，对于农民来说，一个人外貌的秀美不是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身体健康、强壮，以及是否具有勤劳、善良的品质。 赵树理的农民审美观念贯穿于整个创作生涯，也受时代的影响而充满坎坷。但也正是这种复杂的轨迹折射出赵树理农民审美观念的深刻和坚定。 在战争背景下的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的农民文学思想与时代政治有较高的一致性，他的审美风格也得到时代的高度推崇，达到了赵树理创作生涯中的黄金时代。但是，进入20世纪50年代，他的一切以农民为中心的立场与时代要求逐渐产生了裂隙，他的文学审美风格也遭遇同样命运。赵树理因此受到多次批评，包括胡乔木在内的多方面领导都希望赵树理能够改变以往的一些创作特点，希望他能够“新”一些、“现代”一些：“胡乔木同志批评我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要我读一些借鉴性作品，并亲自为我选定了苏联及其他国家的作品五、六本，要我解除一切工作尽心来读。”②但赵树理没有屈服和改变，而是采取宁可不写、也不违背自己意愿的方式。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赵树理的创作进入到低潮。他创作的文学作品只有很有限的几篇短篇小说，以及未完稿的《灵泉洞》。相反，“很长时期，他专心致志地去弄说唱文学”，③花费很多精力在地方戏等民间文艺上，创作了《石不烂赶车》《十里店》等鼓词和梆子戏作品。对于赵树理这样具有很强“问题意识”的作家来说，不去写现实乡村，自然有很多无奈，却也传达出他的倔强和顽强。 《灵泉洞》的体现最为典型。这部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作品是赵树理的后期代表作，它表现出在重压之下，赵树理没有朝着大家期望的方向走，而是走在了往农民审美回归的方向上。比较起赵树理前些年创作的、具有一定现代艺术特色的《三里湾》，包括更早的20世纪40年代的许多作品，《灵泉洞》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农民审美特征。作品基本上没有采用现代叙述方式，而是一个纯粹的民间通俗故事，与传统的说书故事没有两样。特别是作品中有一段在赵树理作品中很罕见的对女主人公的外貌描写，呈现的是完全的民间艺术特色和农民审美特点：“见她只穿得个衬衣衬裤，露着两半截赤膊，直竖着两条长眉，拿着枪头向他刺过来，觉得活像当地一出戏中的一位打虎女英雄，真是世界少有的美人。”④ 正因为这样，晚年赵树理的创作社会影响越来越小，在文学界也被严重边缘化。在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界，赵树理的寂寞自是无人可以诉说，也无人给予他真正理解。他的后期创作也在文学界寂寂无闻，《灵泉洞》几乎没有产生反响——只有《读书》等杂志发表了很少几篇评论。而且，即使在今天，人们对这部作品也基本上持冷漠态度，评论文章非常之少。对他了解很深、颇有知己关系的孙犁虽然对赵树理表示了理解和同情，认为是环境的改变影响了赵树理的创作：“其土欲故。”但他还是很直率地表达了对晚年赵树理创作的批评：“故事行进缓慢，波澜激动幅度不广，且因过多罗列生活细节，有时近于卖弄生活知识，遂使整个故事铺摊琐碎，有刻而不深的感觉。”⑤这显然是因为这时期的赵树理从“现代”“城市”往“传统”“乡村”后退的步履太大了，像孙犁这样具有一定乡村文化气质的作家也难以认同。 相比赵树理农民审美立场的明确坚定，浩然的表现要复杂许多。在很多人眼里，浩然是一个政治色彩很强的作家，他的审美观也自然是政治的，不应该是农民的。但是仔细追究，正如有学者的论述：“八十年代的浩然与五十年代的赵树理便是殊途同归，一体两面”，⑥在深层审美精神上，浩然也同样具有农民文化的特点。只是比起赵树理，浩然的农民审美表现不那么充分和彻底，从内涵和创作过程中都有其他因素的较多掺杂和介入。而且，他的农民审美道路也很曲折，呈现出非持续的阶段性特征。 在走上文学道路之初，浩然的文学创作理想与赵树理有着很多的一致。浩然不是出生在正宗的农民家庭，但也是强烈感受过社会压迫和掠夺的农民子弟，浩然最初的文学梦想也具有很明确为农民代言和说话的意图，这与赵树理的文学观念很接近。比如，在刚走上写作道路时，浩然曾这样表达“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愿望：“写作，就是替生我养我的农民说话，替生我养我的农民办事，这真是太重要了。往后，我要好好学习写作，努力地做下去，争取当好农民的忠实代言人。”而且，他还将文学写作与“替农民说话”联系起来：“搞文学写作能够推动革命工作，能够替农民说话，这才是有正气有志气的事，我一定得学会这种本领！”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