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章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22)04-0059-08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22.04.007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曾在一首名为《无题》的诗中写道:“我被赋予了躯体,我有何作为,/面对这惟一的、属于我的躯体?”(刘文飞译)身体的必然性和惟一性决定了,它既是我们的存在之基,又是生命感觉和伦理生活的载体。身体担任着人与世界关系的中心。对于幸福、快乐和痛苦来说,身体是第一性的。它既是把握世界的起点,也是被认识的对象。因此,探讨诗歌中的身体想象,也就是探讨诗人面对自我、他者和世界的伦理感觉。 在《沉重的肉身》一书中,刘小枫以身体的在世性为基础,总结了从人民伦理叙事到自由伦理叙事的转变。如果说前者的目标是教化、动员和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那后者则致力于抱慰:为伸展个人生命感觉提供充分的空间。“自由的叙事伦理学让人们面对生存的疑难,搞清楚生存悖论的各种要素,展现生命中各种选择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让人自己从中摸索伦理选择的根据,通过叙事教人成为自己。”[1]36以身体为中介,我们能看到伦理感觉在当代诗歌转型过程中显现出的清晰轨迹。“朦胧诗”中的身体尽管试图摆脱教化,但无奈始终处于抗议政治的阴影之下,“我不相信”的年轻人形象扮演的是一个代言人的角色。而海子、骆一禾等人的神话诗学则将身体从现世腾空,试图将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神话理想结合起来。1980年代诗歌中的身体或整饬或超越,但没有像刘小枫所说那样获得一种在矛盾的人间展开的“自由抱慰”。某种程度上,只有到了1990年代,当代诗歌才充分打开了身体伦理性的空间,在经济提速、文化转型、思想分化的时代语境中,诗歌开始真正关注个体的独特命运和例外情况下的生命感觉。这种显豁的转变,一如诗人欧阳江河所说,使得“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2]166。 1990年代以来诗歌中的身体研究首先集中于“女性写作”。有论者就指出,在“女性写作”中,身体经历了一条由自我关注到社会批评、由沉默中的呐喊到喧哗式的嘲讽的抒情之路,而该过程伴随着女性主体能量的觉醒[3]。对当代诗歌中的身体有更全面涉及的是《语言的躯体——四川五君诗歌论》,作者讨论了欧阳江河、翟永明、张枣、柏桦和钟鸣五位诗人。不过准确来说,该文中的身体没有被视为在世的伦理性中介得到关照,而主要是一种“经验”与“存在”的比喻性说法[4]。另外值得一提的则是《20世纪90年代诗歌身体书写的符号学研究》,研究者借用身体话语对1990年代诗歌进行了梳理,使得许多诗学观念、精神立场和发展线索得到了审视。该书尤其处理了聚讼纷纭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问题,两者的分歧和同一在引入身体分析的角度后得到了有效澄清[5]。这些研究观察身体的角度各异,但遗憾的是,它们之中鲜有涉及身体的伦理性纬度。然而忽略了这一点,那无疑会错失当代诗歌在处理身体时的特殊之处。讨论诗歌的伦理性并非易事,正如我试图说明的,身体在此意义上是一个有效的中介。 一、诗的享乐主义 在社会主义时期,身体被规划到文学的“一体化”进程之中。到了1980年代,“朦胧诗”或文化史诗中的身体诗学看似是对革命时代话语的突破,但其运作机制,依然来自上个时代的乌托邦冲动;或者说,是对前个时期镜像式的颠倒。然而,一旦历史猝然进入1990年代,随着革命世纪的终结,全新的身体想象如万花筒般,在文学与诗歌中纷至沓来。由此,一度被抹去亲在性的身体恢复了个性。当代诗中的身体想象充满了差异:它们不是被先在规定的,而是随着历史强力的纷纭施加而随机诞生的、偶在的身体。 1990年代以来,情色话语随着商业、影视和文化工业的兴起而被迅速“祛魅”。摆脱革命禁欲主义之后,情色开始不厌其烦地增殖。其结果,便是情色的被简化乃至消失。在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小说中,我们读到情色一度是快感的政治。但如今,快感也进入消费的循环之中,被商品社会的文化秩序所吸收。当情色沦为一种宣泄,快感的能量也就在不断地流失。在这样一种肉体横飞的文化语境中,当代诗应该去何处寻找情色的迷人之处呢?答案之一是恢复难度。 就欲望而言,存在是作为缺乏的一种功能而被渴求的。一如拉康的那句名言,欲望即缺席的部分。情色的本质并非暴露,而是无法满足的满足和永远在抵达中的欲望。或者说,情色是一种困难。诗歌若想捕捉情色,就得在文本内部重新创造困难的语境。我们正是在目及情色,但对情色无法触及的持续性延宕中,领略情色精深的魅力。以陈东东的《纯洁性》(1994)一诗为例,诗人并非直陈其事,而是在一个关联性场域中对情色渲染生成。借助于互喻的修辞机制,他物进行中的困难便分摊至情色,从而延宕着后者的抵达。实际上,正是难度与饥渴的目的论之间构成无法自拔的张力,协作为情色护航: 一架推土机催开花朵 正当火车上坡 挑衅滂沱大雨的春天 我在你蝴蝶图谱的空白处 书写:纯洁性 我在你文刺着大海的小腹上 书写:纯洁性 ——陈东东《纯洁性》 这样的情色在言说姿态上,重视难度胜于口无遮拦,强调张力胜过清晰无误。性被谨慎地掩护在比喻的花丛之下,而在阅读中,解开隐喻就像解开遮羞之物。“一架推土机催开花朵”中,“推土机”的坚挺与“花朵”的含苞待放分别间接地指向了两性气质。而“火车上坡”则暗示挺进之难,并且在最终抵达“蝴蝶图谱的空白处”之前,还要经历一番大雨磅礴的春天。这是诗人延宕的方式。与此同时,情色充满了幻想气质,精致、典雅,女性的性感部位被描述为“蝴蝶图谱”和“文刺大海的小腹”。可能我们会问,为何要运用这么多“替代性”的、迂回的修辞呢?因为,在人类意识的深处,情色并非纯粹的自然性;不如说,它本身就是文明的一部分。情色与禁忌是双生的,性的吸引力就在于我们身处文明的礼节和秩序之中,但又总抑制不住念头去抗议。所以恢复快感,也就是恢复那个相对而言的文明语境。如果直奔主题,那情色渴求的压制机制就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