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一批诗人和新诗研究者回望古典诗词并对其进行重新诠释，对古典诗传统形成了系列新发现。江弱水、师力斌、柏桦、孙文波、西渡、王家新、臧棣、张执浩、霍俊明、雷平阳、庄晓明等在重新考察与诠释古典诗词后发现，“现代性”在古典诗词中早已存在，他们由此钩沉爬梳出古典诗词中的一条“现代性”脉络，并将之指认为“现代性”传统，这无疑是对古典诗传统的新发现，已建构出古典诗传统的新面貌与新秩序。 一 “诠释”中的传统 在新诗发展史上，有关“继承传统”的呼吁一直绵延不绝。在21世纪初掀起并延续至今的古典诗词热中，这种声音愈加激昂。然而事实上，传统是无法继承的，它是一个在“诠释”中其内涵与外延不断发生延展、迁移而变动不居的话语体系。 所谓“传统”，顾名思义即为“传下来的统”，但这个“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历史时代语境下，不同的阐释者携带不同的阐释眼光与志趣对其进行阐释时会抉发出不同内涵，从而形成关于“传统”的不同面貌与秩序。对此，艾略特早在1917年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便已明确阐述其对“传统”的认识。在艾略特的探察中，“传统”从本义而言实属贬责之词，主要指“追随前一代”，或“盲目的或胆怯的墨守前一代成功的方法”，后来才逐渐演变为中性词，艾略特在此基点上阐述其对“传统”的新认识：“传统是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的东西。它不是继承得到的。”[1]可见，艾略特不是将“传统”视为一成不变的前一代方法或过去存在体，而认为传统“不是继承得到的”，他对“传统”的认识无疑已跳脱出一般的线性继承视野，在他看来，面对传统不仅应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还需理解“过去的现存性”。所谓“过去的过去性”是指“过去”之人对于“过去”的认识，由此形成过去传统的秩序与面貌；而“过去的现存性”则指现世之人对于过去传统的新认识，构成传统的新面貌与新秩序。传统正是将“过去的过去性”和“过去的现存性”囊于一体而得以建构其完整体系。在艾略特的传统观中，现存的艺术经典所代表的传统本身已构成一个理想、完整的秩序，但此秩序会因后世新发现的作品加进而发生变化，每件艺术作品与整个秩序的关系、比例和价值亦需重新调整，艾略特将之称为“新与旧的适应”[2]。由此可见，“传统”的秩序和面貌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在历史进程中随着新作品和新认识的加入而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传统”的新秩序与新面貌，处在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会从中发现其不同质素，因而“传统”会在“新与旧的适应”中进行调整和修改，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秩序和面貌，因此，“传统”永远处于被不断改造和重新发明的状态。 显而易见，艾略特的传统观是以一种近乎诠释学的方式(虽然其时诠释学尚未诞生)对“传统”做出的新阐释，破除了学界对文学与传统之关系的错误认识，与哲学诠释学视野中对“传统”的认识正相契合。哲学诠释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本是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后演变为一种关于理解和解释的系统理论，常对人类文明习以为常的理解和现象进行重新诠释，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其代表。哲学诠释学对“传统”进行了深度的诠释学省思，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指出，传统并非某种内涵稳定不移的固定实体，而是在不断发生的新的理解和解释活动中得以延展和变异，因此，伽达默尔在其话语系统中使用了“流传物”和“传统”两个相互区别的概念。其观点与美国希尔斯对“传统”的认识不谋而合，希尔斯将“传统”分为“从过去延传至今”的事物和在时间中“被接受和相传”时出现的“一系列变体”，由此将“传统”称为“延传变体链”[3]，可见，希尔斯所言的“从过去延传至今”的事物对应于伽达默尔话语系统中的“流传物”，而伽达默尔也敏锐意识到“传统”所拥有的“延传性”和“变体性”，他发现人们对传统的认识是在诠释中呈现“流传物”与“现在”的紧张关系[4]，因此，对传统的定义与认识难以离开诠释学维度。在诠释学中，与“传统”相关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前见”。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都认为，人们在理解活动中“向来就有”的“前见”是理解活动进行的重要前提条件[5]。所谓“前见”，是指在理解活动发生之前理解者已具有的各种观念和看法，它被包含在各种各样的文化“流传物”之中，以其肯定的或否定的价值影响甚至左右理解活动，密切关乎传统的诠释。诠释学中与传统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时间距离”，伽达默尔把时间距离看成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6]，他认为正因“时间距离”的客观存在，“传统”才被作为“过去”与“现在”进行区别，从而导致“理解”活动中出现富有创造性的理解。而这种“理解”由于相隔一定的“时间距离”，因而不可能是一种简单的对原著的“复制”，而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在此过程中，“过去”与“现在”处于“对谈”状态，这种“对话”让彼此意识到认知的局限，由此打开“一个通向未知领域的新的视界”[7]，使“传统”在持续的“对谈”与“理解”中不断发生创造性的“新生”。“视域交融”亦是诠释学中与传统相关的一个重要概念。诠释学认为，在理解活动中，整个世界都处于开放、活动状态，“理解者”的立足点亦不断变化，导致人的“视域”(horizon)并非固定不变，而处于“现在的视域”与“历史视域”的变换交融中，即“视域交融”。人们对传统的认知便处于这种“视域交融”中，既非把“理解者”带回“过去的时光”复制“历史的视域”，亦非把“传统”直接带入“现在的视域”，而处于不同视域的不断切换与交融中。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每一次与传统的相遇历史都不相同，不同的相遇遭致不同的理解，而“理解”则“意味着一个新的历史视界的获得”[8]。因此，人们与传统的关系事实上都是“理解者”携带一定的“前见”，站在一定的“时间距离”之外，在不同的视域交融中通过“对谈”对“过去”进行新的“理解”。亦因此，所有的“理解”其实均为理解者携带一定的历史语境、眼光和志趣，借助“前见”重新“理解”传统。毋庸置疑，诠释学深刻洞悉了人们与传统的关系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