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伦理观照下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疾病叙事

      20世纪90年代文学疾病叙事的民间伦理是对被遮覆的民间的唤起和张扬，对弱者和被忽略者的关注，它意味着对精英意识和知识分子话语的双重逸出。但问题是谁的民间？以何种立场和身份来叙述民间？陈思和的理解依然具有启示意义——以“村落文化”和“世俗文化”的方式来叙述生活，表现“民间自在的生活状态和民间审美趣味”，相互尊重，平等对话，从而“在文学创作中呈现民间意味”①。20世纪90年代文学疾病叙事剔除了各种外力影响，返回了日常生活和民间本位，意味着小说开始“回家”②。这样一种叙事立场，是对作为苦难和弱势民间的关怀，是对“隐形结构”韧性的坚守，更是民间化道德力量的映照，具有民间伦理蕴涵和感伤主义生命悲剧美学属性。

      一、承纳苦难：作为弱势民间的疾病伦理

      家珍是余华《活着》中的主要人物。她曾经在身怀六甲时向嫖赌恶少福贵下跪，以换得福贵的浪子回头，却被福贵赶走，后被父亲接回娘家。在儿子半岁的时候她回到福贵身边，在福贵被抓丁后又独自抚养两个儿女，为挣工分养家糊口而艰辛地上工、劳作，任劳任怨，忍受着生存的艰难，而疾病又给她平添一份沉重和苦难。在挑羊粪肥田的时候，她“腿一软坐在了地上”，在夜以继日地“煮”钢铁中再也“没力气站起来”。这个可怜的农家妇女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疾病，而是会否连累家人，她不仅坚称自己没病，还带病割稻子，摔倒在镰刀上，磕破了额头。为了一家人不饿肚子，她跪在地上挖野菜，奔波十几里地从父亲那里要来一小袋米。在儿子有庆死后，她唯有以长泪表达心灵的伤痛。女儿凤霞成婚给了她生活的信心和动力，但更大的打击随之而来，凤霞产后大出血而死给她孱弱的生命最后一击。

      家珍是民间苦难的承担者。丈夫的嫖赌恶性、世间的邪恶、疾病和亲人的离别，这些生活的不幸和苦难她都碰上了。但余华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并不是为了苦难而写苦难，而是把苦难嵌入历史，从不同的历史来映照人物的命运。少女时代的家珍身着月白色旗袍、短发齐耳，高跟鞋“敲在石板路上，滴滴答答像是在下雨”，是一个家庭优渥、漂亮时髦的女子。家珍的疾病和经受的贫困、饥饿、与亲人的生死离别以及生理、心理的折磨，都是在后一段历史中，这样一种对照显然有它的深意。“地狱”并不是地狱，“天堂”亦非天堂，两段历史“无缝对接”，构成了历史的循环体，“财富轮回”“历史强大”、个体渺小，而生命是“苦难的”③，它沟通了传统文学叙事中的永恒循环论，折射出强大的民间伦理力量。

      小说主要人物福贵更是民间苦难的化身。从嫖赌成性、输光家产、被抓兵丁到养儿育女、辛苦劳作，再到亲人生死离别，从恶少、富人到孤家寡人、穷人，是福贵从拥有到失去再到一切尽失的一生。从天堂坠入地狱，是他与家珍共同的命运，但与家珍稍有不同，他的精神有一个从地狱向天堂的上升过程，也因此，福贵身上的民间属性和民间伦理也更为显豁。在家珍软骨症稍有好转之际，福贵却病倒了。

      我提着的心总算可以放下了，心里一踏实，人就病倒了。其实那病早就找到我了，有庆一死，家珍跟着是一副快去的样子，我顾不上病，也就不觉得。家珍没让医生说中，身体慢慢地好起来，我脑袋是越来越晕，直到有一天插秧时昏倒了地上，被人抬回家，我才知道自己病了。④

      这是底层农人对待疾病的基本逻辑，替亲人担心，为亲人操心，唯独顾不上自己，疾病找上身，还认为没病，而当亲人好起来，自己却病了。家珍经受着失去儿女的剧痛，而福贵面对的却是所有亲人的死别，儿女离去，妻子家珍、女婿万二喜、外孙苦根先后离世，这个苦难的底层农人再没有任何依靠，他只能带病劳动，与一头老牛为伴，独自面临“生存的深渊”，忍受岁月刀锋的“雕琢”。走过时间标记，苦难依然存在，现实依然是那么残酷，和所有底层农人一样，福贵经历着惨烈的肉体炼狱，一切被夺净尽。这里不仅是前后两段历史的对比，还有古老的轮回观念和现代革命逻辑的比照。“革命”消除了龙二们“财富的原罪”，而福贵财富的消失却源于“富贵无常”的逻辑，输光了家产的福贵，却成为自我拯救的开始，“道德的炼狱”源于财富的罪恶，而“肉体的炼狱”又推动了灵魂的上升。余华以古老的逻辑消除了“外力的神话”，突出了“历史原型”⑤。这样一种“反比和反转”，具有伦理和哲学的意义。

      上述的理解似乎有些抽象，但也提供了一个启示，民间固然是苦难的承纳者和收藏者，文学疾病叙事中的民间苦难并非都是就苦难本身而写苦难，由于它植入的语境不同，也会呈现出不同的伦理内涵。两段历史的无缝对接形成的连续过程，也消解了断裂式、区段化的时间修辞，与前述社会道德模式的消除也是一致的，余华通过民间苦难叙述还原了最基本的人性和人的生命经验。类似的时间模型也被王安忆、莫言、铁凝、陈忠实、张炜等作家采用，尤其是王安忆和莫言，堪称这方面的“行家里手”。王安忆首先在《叔叔的小屋》中展开了实验，后来的《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均采取了这种时间模型，而莫言的《丰乳肥臀》《檀香刑》也都是这方面的突出例证，这似乎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疾病叙事的一种惯例，只要涉及历史叙事，作家们都心照不宣地采用这种模式。

      阎连科的《天宫图》是民间苦难叙事的又一个例子。跛子路六命生活在社会底层，穷困潦倒，走投无路，所有的不幸都聚集在一个民间的弱者身上，他替人挖墓、扔死婴、抬棺材，在红白喜事上干一些活维持生计，为讨老婆陷入债务骗局，又为还债卖烤红薯，替村长望风，所得的钱再次被坑，他只得替人坐牢。待服刑期满回家，老婆早已出走，路六命最终昏死过去。当然，这只是路六命生存苦难的一部分，而村长和老婆小竹的奸情才真正让路六命绝望，面对小竹“瘸子，你到底不如村长，村长如牛一样，让人好快活呢”的话语，路六命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只能“病态的屈从”，甚至从来不怀疑事物的合理性。阎连科的其他作品，如耙耧系列、瑶沟系列小说都有一个苦难民间的模型，通过疾病叙事展现被凌辱和侮辱的民间，是阎连科苦难民间叙事的通常做法，外力固然对民间是一种侵犯，但在民间内部也存在强势和弱势的一方，强势依凭的是强力、暴力和财富，而它又往往和外力结合，形成对弱势民间的根本性威胁，成为民间苦难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