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22)03-0016-09 DOI：10.15983/j.cnki.sxss.2022.0503 作为毛泽东经济思想重要结晶的《组织起来——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演》一文，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军民克服困难、参加生产、提高效率、支援抗战，以打破日寇囚笼政策、经济封锁及国民党反共浪潮的理论性指导纲领。然而，倘若仅仅视“组织起来”为减租减息政策之后的“第二个革命”，即“生产制度的革新”[1]，则忽视了其在国家或政党文化体制化生成过程中的强大号召力。换句话说，“组织起来”作为革命成功的关键因子，不仅在整合资源以发展社会生产上贡献力量，更重要在于，其作为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的革命话语，不但把陕甘宁边区文艺机构的建立与转型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及其社会革命连接起来，还将“文武两个战线”中“文化战线”的建设作为“党的文艺工作”及其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2]847-848从更深层意义上践行了毛泽东所说的，“只要我们善于组织，只要我们的团体结得紧，我们是什么都不怕的，什么人也不能奈何我们，也不敢欺负我们”的文化战略[3]。 一、党的文艺工作文化战略的确立 在陕甘宁边区文艺发展进程中，文艺机构的建立与转型是推动陕甘宁边区文艺走向体制化的重要力量。这即是说，一方面，为了建构具有政党意识形态特征的文艺制度规范和政治实践形式，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文艺机构建立之初，就并未完全认同其纯粹知识分子集合体的性质；另一方面，随着相关机构、团体文艺活动的开展及其正反实践效应的显现，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进一步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统一战线的进程，更为直接的，就是在以“组织起来”为核心的革命话语指导下，整合包含五四启蒙文化、民间传统文化、现代革命文化等多种文化资源，实现文艺机构向“次级政治文化集团”的转型[4]185。 但问题是，与苏区文艺的发生发展相比，陕甘宁边区文艺机构的体制化生成是在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的政治大格局中开展的，而被赋予不同政治文化内涵的民族性则作为一种虽较为宽泛但却极富统摄力的意识形态，将文艺机构的组织化特征渗透到了延安文艺、抗战文艺乃至新的人民文艺的建构过程中，并成为“延安文艺观念最初赖以形成的内在动力和逻辑起点”[5]。事实上，随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推进，中国共产党就开始逐渐转变对待国民党的态度，特别是“七七事变”发生仅一周之后，中共中央即发出“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及“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和“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等“全国宣言”。[6]370其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以延安为中心，包括三边分区、陇东分区、关中分区、延属分区、绥德分区等5个分区在内“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就出现在中国历史及政治版图之上，成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下宣布“执行中央统一法令和民主制度”的行政区域。[6]137这也意味着，包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华民国宪法》等在内的民国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不仅为陕甘宁边区的文艺活动与文艺创作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还在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的转化同构中适应了全民族抗战的内在要求，为陕甘宁边区文艺机构的体制化生成提供了现实可能。不过相较于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陕甘宁边区本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多方力量耦合下，为实现“抗战救亡”而积极应对历史境遇的独特产物。尽管政治合作式的运行机制并不完全符合现代国家政治制度规范，却是国家意识上以民族解放为核心话语的集中表达。只是，在不同政治力量和文化力量的合力作用下，民族性的原有内涵和深层架构被改写乃至替换。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对我们来说，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7]121-122，并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一诞生就担当起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就有反帝反封建的政纲。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才会有国民党的反帝的民族主义”[8]。这就是说，自抗战开始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未放弃“自己的政治面目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以及坚持“应实现自己是唯一组织者与领导者的任务”等基本原则，[6]5并清醒地认识到党派立场和阶级立场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所在。 因此，为了实现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终极目标，作为其重要一隅的文化建设，即对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及其创作实践进行全方位的理论阐述和思想组织上的规划部署，自然成为创构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具体而言，无论是1936年《中国文艺协会的发起》中提出：“培养无产者作家，创作工农大众的文艺，成为革命发展运动中一支战斗力量”，[9]还是1940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各地党部与军队政治部应对全部宣传事业、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作有组织的计划与推行”，[10]487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断强调的核心问题，正是实现“延安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的文化战略目标[11]。换句话说，陕甘宁边区作为1940年代中共中央所在地，新民主主义政治、军事、文化及文艺的中心，其文艺机构的建立和转型不仅以中央苏区、陕北苏区的革命斗争实践经验为基础，并在其后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及社会革命中，作为“党的文艺工作”显现效应，最终以持续性的政治策略和组织行动成为党的意识形态的最大载体之一。 二、反映党对文艺领导要求的“中国文艺协会”成立 从字面上看，所谓的“组织起来”无非是在政策的指导下将培养无产阶级作家与组建文艺机构、颁布文艺法规相统合，以促进革命文艺的生产。这并非陕甘宁边区的首创，而在中央苏区时期就有相当程度的实践，如1929年12月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即明确要在部队中设置宣传股等权力机构，以代替之前半群众组织性质的娱乐科，按照红军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开展相应的文艺宣传活动；1932年12月又正式颁布了《工农剧社章程》，组建“工农剧社”，专事工农大众文艺的创作、编排及演出工作。①这种高度组织化文艺机构的建立不仅影响了苏区文艺的生产范式，决定了文学生产的形式、内容与具体走向，也为陕甘宁边区文艺的发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倘若据此认为，在苏区文艺向陕甘宁边区文艺发展变迁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只是延续或复制了以组织化为特点的文艺生产方式和管理规范，则又忽视二者之间的内在差异性，为厘清二者的关系平添了障碍。而1936年底，在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则作为革命根据地(包括江西苏区、陕甘苏区)乃至陕甘宁边区内出现的第一个文艺机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及其组织的文艺运动，由“苏区文艺”的军事化及其建制化模式，向延安文艺的组织化及其体制化转变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