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巫神与游民文化 猎巫运动是欧洲学界的研究热点，猎巫伴随着启蒙运动展开，近年来的猎巫研究质疑了16至19世纪欧洲新世界的理性化进程；反映了新教与天主教的角逐，通过驱巫，新教试图解放生产力，为新兴资本主义开辟劳动力市场。西尔维（SilviaFedric）认为欧洲猎巫运动缘于经济转型，不过是圈地运动的一环，16—17世纪土地征用造成大量无地游民出现，于是新兴资本主义持续攻击以女巫、流浪汉为代表的社会不安定分子，迫使这些“自由个人”进入大生产流水线，因为“自由民”的存在既然影响劳动力价格，也对新社会秩序构成威胁。①近代欧洲猎巫运动爆发的原因很复杂，有启蒙运动中反迷信的合理性，也体现了新教与天主教的冲突，后者又配合了资本主义有效劳动力的整合需要，新旧宗教冲突背后其实是资本主义理性化工程，因此才有研究者试图从巫术女性“不参与”权，来质疑和抵抗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以金茨堡为代表的微观史学派，通过阅读16世纪审巫档案，讲述工业化前“被支配阶级文化”自下而上的运动，反思此前将文化传播仅仅理解为“自上而下”的精英史学观，②微观史派肯定了农民文化的异质性，不过“农民文化”并非单一整体，巫神文化与异教是否代表农民文化的多数？至少中国情形不同；金茨堡还通过强调巫神中的农业崇拜仪式，为这一类乡村文化辩护，肯定其对于主流宗教的微观反抗，实质是16世纪农民文化中的非阶级叙事。③与之相比，中国历史上没有全民宗教，也是多宗教融合的国家，其巫神文化在农民与国家、民族与宗教文化关系中更为复杂，不同时期对巫神文化的处理方式也不同。 中国在上古设卜正，专司天象与祭祀，因为卜算具有煽动性，早在《礼记》王制中就有戒令：“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说明古人认为卜筮能混淆视听、颠覆国家，必须控制，只有国家指定的太师可以做。④儒学在宋元受冲击，巫神在民间成为营生手段，早期国家祭祀逐渐地方化，到了宋朝不仅官家编写卜算书籍，民间精英也热衷卜算，以此谋生者逐渐增多。中国历代朝廷也警惕职业巫神，但由于中国多教共存，也没有出现欧洲处理异教的极端方式，宋以后从事该类职业者申请执照即可行业，明清社会进一步动荡，土地兼并造成乡里空间逐渐破败，乡村贫困化是游民逐渐增多主要原因；城市商业提供了流动机会，因失地、“匪乱”而背井离乡的“流氓”日增，并逐渐形成独立的社会阶层。其中部分游民即以江湖郎中谋生，女性从事该职业者俗称“三姑六婆”。⑤西方女性主义通过考察欧洲猎女巫运动揭示了16世纪以来启蒙话语的“新的剥削机制”，⑥“三姑六婆”的称呼在中国元代正式出现，因为战乱，人口流动增加，这类人是最早游走在城乡的新型女性职业人，对于有安土重迁的农民来说，这类流动性职业逐渐被破除了神性色彩。三姑六婆收入不高，地位低，在元以后各个朝代都是不被瞧得起的贱业，因为名声不好，明清逐渐开始禁止这类人活动。“六婆”中的师婆、卦姑与巫仙（巫医）可归为一类，他们主要利用佛道或其他民间信仰，为人扶乩、画箕，作法算命，驱鬼治病，从中渔利，甚至妓女也常以尼姑道姑为名行业。她们在明清小说中多为负面形象，在明清话本及近现代小说中，充满着对这类“僧尼”的嘲讽，历代笔记小说中对虔婆、媒婆、牙婆为代表的乡村流动女性也没有好感，她们甚至被编织进色情故事中。这类人因逸出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秩序，往往被描写成信口雌黄、诡计多端、见利忘义的形象。她们在戏曲中也多是丑角，常常巧言令色、搬弄是非、穿简送帕、败坏家风、贪财好利、盗骗财物。因此明清家训也一律禁止子孙与这类人来往，严禁三姑六婆进门，以免引狼入室。她们还“引诱妇女，偷人孩童”，甚至出入官府衙院，代人疏通，走街串巷，密谋举事。“故官箴里常告诫勿使此等妇人往来出入；一般民宅亦希望谨守‘人事防闲’，以杜绝‘三姑六婆’之害”。官家在制度上防范这类人口，明以后则直接称这类有伤风化的女人为“女巫”。⑦对媒婆也是如此，从宋到明清，官府禁止专门收取高额中介费的媒婆，并一直试图用官媒取代私媒，说明朝廷看到了乡村赢利型中介的危害。⑧只不过明清话本小说描述的多是城市中的女性游民，对乡村中的三姑六婆关注不多。这个阶层在乡里空间也是必须要消灭的，但由于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自然带来的现象，往往屡禁不止，到了民国却越禁越多。 三姑六婆属于游民，游民是“流氓无产者”，马克思早年认为欧洲的流氓无产者懒散怠惰，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而他们的生活状况，决定了“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⑨但具有“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的可能性。后期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一阶级的两面性：他们是“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被分解出来的人群，如果不改造就有可能投靠反动政权，⑩现有社会结构像一台加速离心机，总是不断甩出各个阶级的堕落者，这类游民漂浮在社会结构之外，成为无产阶级内部的毒瘤。鲁迅因此非常关注民国时期的游民问题，在《祝福》中不仅刻画了期待祭祀权利的祥林嫂，也刻画了告诉了祥林嫂将受酷刑的“善女人”柳妈，柳妈正是乡村社会中的巫神。汪晖在研究《阿Q正传》时，着重指出作为流氓身份的阿Q麻醉和清醒两种精神状态的纠缠时，进而提出“谁是中国革命的主体”问题： 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制确立的背景下，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发明了“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它被视为真正的、代表未来的革命主体。在整个二十世纪，关于革命和革命者的理解，无不被这一概念所影响。但是，在广阔的非西方世界，在那些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又被帝国主义卷入了全球劳动分工的社会里，究竟谁是革命的主体、如何形成革命的主体，成为革命政治的核心问题。(11) 也就是说，在缺乏大工业“无产阶级”的现代中国，因为是农业国，那些脱离了土地的人口并没有成长为欧洲的无产阶级，因此中国在寻求革命主体的努力时，只能寻求“无产阶级的替代物，即农民大众庶民等，他们尚未被卷入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已经被作为革命主体加以探寻了”，(12)因此这些不合格的无产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现实条件，农民改造包括巫神为代表的游民改造成为中国革命出发点，是中国农民革命的典型。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也意识到中国存在游民无产者阶层，并且认为处理“游民无产者”，“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13)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肯定了湖南农运十四件大事，其中第九件“诸禁”中，就包含禁“游民生活”。(14)到了1930年，毛泽东则发现中国的游民越来越多的趋势，“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为统治者当走狗吃饭的流氓，他们的人数竟超过商人一倍，和手工业者几乎同等”。(15)这类流动人口之所以被称为“流氓无产者”，“流氓”指这类人的流动性，“无产”指他们没有土地，经济地位低下，其高流动性又具备了革命的潜能，但是他们的革命并不想改变生产方式；“流氓”除了指流动外，也指这类人没有共同体观念，具有两面性，如果不加以改造，则他们的革命仅具破坏性。无产阶级并不因为贫穷具有天然的“卑贱权力”，如果不具阶级意识，就不能掌握新生产力，其对现有秩序的反抗可能是无效的，不能成为先进的力量。也是出于对流氓无产者的认识，解放区展开了包括巫神、二流子等在内的游民改造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