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传播是在基层空间展开的传播活动，是中国革命在根据地时期（1927—1949）形成的服务于群众宣传和社会动员的传播实践。直到今天，在基层社会依然存在着丰富的基层传播，如随处可见的电子黑板报、电子宣传栏、墙面标语和街头口号，或者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中有行业报、广播站、电视台等基层化的大众媒体。在新冠疫情防控的时代，乡村广播和大喇叭又重新被“唤醒”，成为农村公共卫生防疫的基层媒体。而在常态化的疫情管理中，“群防群治、联防联控”是基层疫情管理的制度基础，这种把群众组织在基层以及基层与基层之间彼此联动的网络结构，都来自于根据地时期把农村“基层化”的传统。换句话说，并非互联网时代才出现自媒体、用户生产内容、平台化媒体、互联互通等数字传播现象，在20世纪中国革命和改革实践中，为了组织和动员群众参与社会建设，形成了媒体深入基层、现代信息下沉到基层的传播机制，如宣传队、基层通讯员、流动电影放映队、乌兰牧骑等文化宣传制度。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组织化、群众化和基层化的传播实践就是基层传播。基层传播的兴起需要对传播内容（现代知识）、传播主体（知识分子）、传播媒介（都市化媒体）和传播受众（群众）等四个传播学要素进行改造，使其适应欠发达的农村和非现代的农民的需要。可以说，基层传播的理论来源于1942年进行的《解放日报》改版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延安“讲话”）这两个在新闻、文学领域展开的整风运动，奠定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党报理论和工农兵文艺/人民文学的理论基础。①本文结合具体的基层传播实践来呈现传播内容、传播主体、传播媒介和传播受众的重塑过程，主要分析四个问题，一是从宣传角度理解《解放日报》改版和延安“讲话”；二是《解放日报》改版和延安“讲话”对新闻、文学等现代媒介的改造；三是逆向流动的知识分子不仅是信息传播的信使，也是深度参与基层建设的代言人/中介者；四是这种对媒介和主体/人的双重改造所形成的基层传播的历史启示。 一、从宣传角度理解《解放日报》改版与延安“讲话” 中国共产党作为列宁主义式政党，有三个典型特征，一是高度的组织性，建立了以基层党支部为基础的组织化、纪律性的政党；二是高度的宣传性，重视宣传工作，把宣传动员和思想教育作为组织建设的基础；三是高度的群众性，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传统。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把宣传作为政治工作的核心，在党史中有“先有报，后有党”的说法。②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借助《新青年》《每周评论》等现代大众媒介进行政治宣传和思想动员，到1927年从城市转向农村开启了在农村根据地进行军事游击战、社会建设和文化宣传的实践。这种从现代空间到非现代空间的转换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相比都市拥有现代化的大众媒介，农村始终面临资本、技术、人才的多重匮乏；二是，都市的、现代的知识/文化如何传播到农村，需要解决媒体和传播主体朝向基层的问题；三是，面对非现代、非都市的农民受众，他们如何成为大众媒介的主体是实现革命从翻身到翻心的关键。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深入群众、把农村“基层化”的新闻传播实践。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重建了更为组织化的宣传系统。“强调只有说服群众才能领导群众，只有说服群众才能取得群众”的宣传路线，③党和群众不是命令式的关系，而是说服与被说服的柔性政治。1928年10月1日《中央通告第四号——关于宣传鼓动工作》中指出“在党内宣传方面，要求从上至下（从中央以至支部）建立经常的宣传鼓动工作，建立并强健各级党部的宣传机关（上级党部设宣传部，下级党部设宣传科或宣传干事）”、“使支部成为党内以及对于群众宣传鼓动工作党基础”，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宣传工作决议案》要求“每个支部必须有专门的宣传干事”，④这使得宣传工作成为基层党支部的职责，并用党的基层组织来进行组织化传播。1928年10月，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起草决议案，指出“共产党是要在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⑤口头演讲、标语口号、群众大会、军民诉苦大会等都成为井冈山、苏区广泛开展的基层宣传活动。1931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党报的决议》，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群众的组织者。1931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指出各苏区中央分局“必须创办一种党的与苏维埃的机关报”，同时对设立工农通讯员与读报小组、创办当地小报、建立出版部和编辑通俗小册子、设立党校、在红军士兵和白军士兵中的宣传鼓动等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⑥1933年6月，毛泽东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中指出，为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加，首先要做宣传，“第一口头讲话，第二贴布告，第三写标语，第四出传单，第五演新剧，第六墙报上做文章”。⑦1927年至1937年，苏区创办的报刊近300余种。 经过苏区、长征和抗战时期的救亡宣传活动，20世纪40年代初期陕甘宁边区发起了延安整风运动。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改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在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三篇报告成为全党整风运动的理论基础。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展开的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其核心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⑧整风运动带来三个后果，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渐完成从阶级革命向民族解放与阶级革命双重任务转变的政党，从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中能看出；二是，通过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批判，完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三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党八股”，“反对党八股”如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用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改变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党风、文风和学风，“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⑩也就是说，整风运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提倡对中国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形成民族化、大众化和中国化的党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