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22)06-0138-18 《华盖集》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后，鲁迅个人经验和文学生涯内部压力和危机的一次总爆发。①它构成鲁迅文学内部一个结构性的、决定性的转折、突破和“断裂”，并以突然、激烈、决绝的方式，宣告了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born again)。随同这个诞生一起出现的，是由“杂文的自觉”带来的一系列形式特征、风格特征和审美特征，贯穿了鲁迅中后期的写作。“执滞于小事情”“挤”“碰壁”等意念和动作，表现出鲁迅杂文写作的内部动力学原理和美学构造，特别是文体—诗学形态与政治本体论之间的同构共生关系。 《华盖集续编》则可以视为这个转折、突破、变化和“断裂”的延续和发展。在此过程中，杂文从个人写作危机及其政治自觉走向文体自觉和持续的风格实验，通过文体混合与风格多样性而进入一个新的、更高、更广阔同时也更为个人化的文学空间。我把这个鲁迅风格扩张期的创作称作“路上杂文”，其核心特征是外在的漂泊辗转同内心风景间的重叠与转换，通过反思、记述、回忆和恋人絮语，流注到一种更为自信、明确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形式和写作方式中去。因此这个短暂的“流放期”事实上厘定了鲁迅“自觉杂文”的文体和风格空间，也为其做好了语言准备和审美操练。1927年的广州经验，特别是“清党”前后的紧张与再度反思，无疑极大地震惊和震撼了这种个人化的语言风格的自觉和自信，但最终并没有摧毁或动摇这种自觉和自信，而是为它自身的历史意识和政治意识，即为一种更高且非个人化意义上的自觉提供了一场必要的洗礼，完成了鲁迅辉煌的“上海十年”的最终准备。 《华盖集续编》在时间上收录1926年间的所有写作，但在空间意义上却包含着一个重要的转场和变化，即鲁迅离开工作、生活了十余年的北京，开始了一个相对短暂但却非常关键的人生第二个漂泊期或漫游期(第一个为前往南京就读西式学堂、继而东渡日本的求学期)。 从鲁迅这一时期创作的分析和阐释着眼，《华盖集续编》不仅仅是一个文本，也是一个传记和风格发展的编年史框架。因此在分析《续编》所收文章及其隐含的风格发展扩张的情节意义同时，也需要考察和比较在此期间平行或交叉开展的其他创作线索。这些“文体缠绕”包括“旧事重提”或《朝花夕拾》系列同“路上杂文”的关联；包括离京前创作的“马上日记”系列展示出来的文体混合；也包括《坟》序跋的完成。但作为“路上杂文”集中体现的书信体写作，则可说是此间鲁迅人生状态和写作内在紧张与舒缓的风格结晶。这部分内容包括收入《华盖集续编》的《上海通信》、《厦门通信》(三则)、《海上通信》；同许广平的通信(其中一部分在30年代经修订被收入《两地书》)，以及此期间写给几位好友的书信。这些书信体创作以及私人信件包蕴了鲁迅“路上杂文”的诗学构造，而在鲁迅文学发展的整体框架里，这个瞬间标志着随“杂文的自觉”而来的文体多样化和风格扩张。这一步骤和旅程可视为鲁迅后期(“上海时期”)在现代大都会公共领域里天马行空的“杂文的自由”的半私人化的风格预演。它们为鲁迅杂文的作者形象、文章句法和文学话语结构的最终确立增添了一块隐秘的、但却是必不可少的基石。 《上海通信》 鲁迅于1926年7月28日正式接受厦门大学的聘任；8月22日重访女师大，在毁校周年纪念会上做演讲，由向培良记录，28日以《记谈话》的题名发表于《语丝》。其中著名的关于存在、希望、光明和将来的语句，是对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死难学生的祭奠，也是某种远行前的“誓师”和宣言。8月26日，鲁迅与许广平一同离开北京前往厦门。据许广平回忆，鲁迅此次南下并未曾把在大学教书看作合乎自己性情的终生志业，只是因“社会上的不合理遭遇，政治上的黑暗压力”而作的一种“短期的喘息一下的打算”。② 两人于8月26日下午启程，经天津、浦口，三天后到达上海。鲁迅入住孟渊旅社，许广平则去亲戚家投宿。8月30日下午和晚间，鲁迅出席沪上文学界的接风宴饮，高朋满座，衬托出鲁迅在全国文坛的崇高地位。当日鲁迅作《上海通信》，开启了《华盖集续编》里的“路上杂文”系列。 从体式看，《上海通信》是标准的旅途记述体，其中具体的、流水账式的观察、记录和报道，无形中透露出杂文家踏上旅途的喜悦和兴奋；作者意识的放松、注意力的转移，种种细节描写以及其中隐隐的、十分节制的“游子回乡”的情愫，都在这种“在路上”状态中，显露出鲁迅杂文的另一面。《上海通信》这样开头： 从天津向浦口，我坐的是特别快车，所以并不嚣杂，但挤是挤的。我从七年前护送家眷到北京以后，便没有坐过这车。③ 这是鲁迅在获得“杂文的自觉”之后、在即将走出“人生中途”的密林之际的一次“出城”和远行。华盖运笼罩下的北京，连同女师大校园里的波澜、执政府门前的枪声、报纸杂志上的刀光剑影、教育部官僚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此刻都隐退在津浦路两边的茫茫夜色中。信中对旅途观感记叙之详细，已无形中透露出行程的重要性和作者内心的放松和欣喜。这是离开一个生活世界进入另一个生活世界的转折之旅；是新的人生阶段和陌生社会场景的开幕；当然，它也意味着写作条件和状态的改变。在隐喻意义上，鲁迅的离京南下，也好像是杂文本身的“世界之路”和“生活之路”的开始。杂文的生命随同鲁迅文学的诞生一同诞生：它在新文学最初几年潜伏在小说和启蒙主义思想宣传的阴影里；在“兄弟失和”后的寂寞和《新青年》狂飙突进期退潮的虚无彷徨中聚集起新的创造与毁灭的能量；在“女师大风潮”期间的激烈冲突中强化了攻守的意志，磨砺了对抗的锋芒，在语言和风格空间内部确立了直达“敌我之辨”的政治决断。 “杂文的自觉”是鲁迅文学通过杂文“成为自己”的转折关头。一旦它在作者意识、风格完形、写作技法等方面达到某种精神和审美域值的临界点，杂文和杂文家就都会像一种生命形态一样去寻找、探索和开辟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态环境。它需要一种更广阔、多样、富于动感的历史情境；需要来自更具体、实在、丰富的社会现实空间的刺激和滋养；需要为杂文现象学的自我建构去捕获更生动、更芜杂、更尖锐的经验。在《华盖集续编》下半部，当“在路上”状态随着一系列书信体杂文展开，读者看到，鲁迅已经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又一次开始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④的旅程。像“路途小说”或“路上电影”(road movie)事实上不同程度说明了小说和电影的普遍本质一样，鲁迅“路上杂文”也作为一种“亚文体”显示出杂文写作的某些一般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