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始终是一个人最先接受与最后抛弃的物质材料。由于各种文化角逐的震荡，围绕身体形成的认识不断遭到颠覆。物质材料的稳定与认识观念的多变构成奇特的对照。特里·伊格尔顿在《后现代主义的幻象》之中说过：“后现代主义的主体，和它的笛卡儿前辈不同，它的身体是它的身份所固有的。”[1]这种表述隐含的历史事实是，西方文化对于身体的认识曾经发生巨大的转折。[2]柏拉图曾经轻蔑地将身体视为灵魂探索真理的累赘，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刻意区分了精神与肉体的本质差异，“我思故我在”表明只有前者才能代表“自我”。尼采无疑是反叛这个哲学传统的重要人物，他在《权力意志》之中声称“以肉体为准绳”。反对笛卡尔精神与肉体二元论的时候，梅洛-庞帝的“知觉现象学”多方论证了身体是意识和感知的内在组成，须臾不可分离：“在成为一个客观事实之前，灵魂和身体的结合应该是意识本身的一种可能性，问题在于了解有感觉能力的主体是什么，如果有感觉能力的主体能感知和自己的身体一样的一个身体的话。”20世纪之后，身体及其内部涌动的非理性主义欲望赢得愈来愈多的关注，这个主题周围出现了一大批著名思想家的名字，诸如巴塔耶、罗兰·巴特、福柯、德勒兹等等，同时，“身体”的反抗意义愈来愈强烈，以至于伊格尔顿半是调侃地说：“身体既是一种激进政治学说必不可少的深化，又是一种对它们的大规模替代。”[3] 中国古代思想家并未强调精神与肉体的剧烈冲突。许多时候，他们更为注重神形交融，身心兼修。“天人合一”的观念通常想象天地万物为大宇宙，人的意念、身体组成小宇宙，二者声息相通，内外互动。孟子、王充等一些思想家同时提出了“养气”，“浩然之气”或者“养气自守”既涉及精神，也涉及身体，这种观念隐含了“形—气—心”的三元结构。[4]当然，这些观念仍然预设了精神与身体的矛盾与离异。某些场合，精神的崇高目标恰恰以身体的毁灭为代价，譬如“舍生取义”。“心有余而力不足”，身体并非时刻听从精神的召唤，实现种种崇高的目标；另一方面，许多宗教戒律即是压抑身体的各种骚动，摆脱欲望的奴役——这恰恰证明了身体的软弱、不驯与易于堕落的性质。 《荀子·性恶篇》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5]荀子认为，礼法的意义是约束人性之“恶”——相当一部分“恶”植根于身体内部。尽管如此，约束性的礼法很快超出身体本能的否定而拓展出开阔的“文化”空间。正如人们所言，赤身裸体的后撤带来了服装乃至建筑的繁荣，直面交流的后撤带来了文本的繁荣；生活在河流纵横的水乡，“人建造了船而不是通过进化长出潜水的脚蹼”[6]——这种俏皮的对比形容隐含了一个意义深远的结论：压抑身体而转向“文化”，这恰恰是人类从动物界脱颖而出的首要条件。如果将观察时段设定为五千年，各种动物显现的进化微乎其微，人类社会的进步天翻地覆。依赖身体或者依赖文化——截然不同的发展与传承路线产生了极为悬殊的后果。 当然，所谓的文化从未真正甩下身体而形成自己的独立逻辑。相反，身体时常潜伏于文化的中心地带，散发出的独特气息不知不觉地织入各种观念。维柯的《新科学》发现，古代的许多词语保存了拟人化的隐喻，古人时常以身体以及身体的各种属性比拟考察的对象。许多神话式的想象认为，身体的各个部位对应宇宙的不同事物，例如呼吸与风，骨骼与岩石，肉体与泥土，毛发与植物，等等，约翰·奥尼尔声称要追随维柯“文化基型”(matrix)概念，将“生物文本的历史”转换为“社会文本的历史”，利用身体意象阐述世界和历史。[7]中国古代批评家时常将身体与文体相互比附：“文之有体，即犹人之有体也。”[8]从属于身体范畴的“主脑”“血脉”“骨骼”以及“形”“神”“颈”“气”“肥”“瘦”“筋”“健”这些字眼都曾经频繁出现。某些时候，身体可能突然在文化之中露面，专橫地表现出所谓的“智慧”所无法扭转的逻辑，譬如“血统论”。不论真实情况如何，“血统论”坚定地对身体的血缘关系表示无条件信任。这时，人们已经察觉一种文化矛盾：一方面严厉地训诫身体，收缩身体，灵魂和精神试图抛下这一堆低级的物质自由飞翔，无论快乐还是痛苦，身体时常扮演灵魂和精神的对手，阻止人们仰望和实践宏伟目标；另一方面，灵魂和精神不得不寄存于身体，所有的观念必须以身体可能接收的语言表述。文本构造的鸿篇巨著无法抗拒身体的衰老，无法免除疾病耗费数额巨大的身体维修成本，而且，死亡的恐惧并不会因为哲人的睿智名言而削减多少。总之，身体与文化以相互冲突的形式紧密纠缠在一起，彼此塑造与彼此成就： 躯体的存在并不是与庞大的现实世界相对而望。躯体周围的人工宇宙日复一日地精密和完善，然而，这个人工宇宙的哪一处没有烙上人类躯体的尺度？在我的眼里，这个人工宇宙犹如人类躯体的不断放大和延长——它是人类躯体的回声。人类的体型和体温决定了服装式样，人类的身高和体重决定了建筑结构和家具款式，人类的步行速度决定了交通工具的性能，人类的视听感官决定了种种艺术门类的方向。恋人之间苦不堪言的分离也就是两个躯体的距离，两情长久并不能代替躯体的如胶似漆；仇人之间举枪相持的危险也就是躯体的危险，一发子弹仅仅想打碎头颅而不是击毙思想。谁能够预测，躯体内部的一个恶性肿块或者一根血管的栓塞又会改变多少重要的社会关系？如果人类消失了痛感，多少刑罚将会失效？如果人类某一根神经的变异导致了性爱模式的改换，这个社会又会有多少风俗和制度将被废弃呢？躯体甚至制定了人类想象力的边缘，谁能够构思出没有躯体的社会？毋庸置疑，人类的躯体是人类文化的基石之一；甚至连死去的躯体也未曾丧失意义。死去的躯体虽然退出了往日的社会处境，但是，尸体却产生出种种额外的社会学价值。生命的遗迹，恐惧的对象，再生的梦想，哀思的寓托，医学的分析，案件的线索，尸体汇集了种种丰富的意义。对于躯体说来，“失踪”是一个古怪的表述。一副躯体无缘无故地消失在透明的空气之中——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事情更为奇怪吗？[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