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2)03-0126-08 一、回到20世纪50年代：“文学史”作为王瑶研究方法的生成与再认 1989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以“著名文学史家王瑶追悼会在京举行”为标题，登载了两日前的追悼仪式消息。“文学史家”，可谓对王瑶的盖棺定论。20世纪80年代，王瑶就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性质、研究课题与方法多番论述，其中最核心的观点在于学科的定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一门历史学科，是文学史研究。经由对学科组织、刊物的扶助和对新一代学人的培养，这种判断已化为学科的底色，以及学者研究身份的选择。“中国现代文学”偏重文学史研究的定位，基于王瑶所处的现代大学知识生产机制的传承与规定，是“校园人物”王瑶的主动追求，已得到很好的讨论。①而另一侧面，“文学史”作为王瑶与时势对话的策略及其意义，尚未被充分地理解。与古典文学研究相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更直接地与学院围墙外的世界对话，文坛、官方、学院都施加着对文本解释的力量，这种互动带来的困境及魅力始终构成着这个学科的特殊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王瑶讨论现代文学的研究框架中，“文学史”始终被置于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两种方法的并举对比中被阐释，文学史的比较优势在于其范式的“历史感”可以包容“现实感”，从而避免陷入“实用主义”或“以论代史”的误区。②规避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话语背后的现实文学制度的挤压，将现代文学学术研究与文学史方法黏合，与王瑶等一代奠基者近三十年与学院内外博弈的体悟可谓密不可分。因此，理解文学史如何逐渐发展为王瑶与其时文学世界对话的策略，其被探索发展而定型的动态过程，其意义和限度，对把握现代文学学科的核心研究方法，则相当必要。1951年，《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完成，王瑶进入学术黄金期，至1958年遭遇变故，“已无要打算如何如何之意”③。这七年里，王瑶不仅在大学校园内颇为活跃，亦与其时文艺界等互动频频，用他的老同学韦君宜的话讲，“简直不像一位搞古典文献的教授，而变成活跃的当代文艺界积极分子”④。这是王瑶真正对其时生成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的现当代中国文学体制形成自我认知的时段，也是其文学史观念及研究方法被冲击及再塑成的时段，相当值得重视。现有的研究已开始讨论王瑶20世纪50年代的经历在他治学历程中的意义⑤，但多聚焦其命运浮沉，而较少在他与其时文学世界的博弈行动中谈其话语与思考，这是本文试图继续讨论的方向。 20世纪50年代，《文艺报》是王瑶与文艺界核心发生互动的媒介。《文艺报》创办于建国前夕的1949年5月，9月复刊后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机关刊物，1957年委托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作为两个组织的机关刊物，20世纪50年代间，《文艺报》的任务为发布与阐释主流的文艺政策、评介文艺创作、讨论文艺问题、推动文艺运动，在新中国文艺界是具权威地位的领导媒介，其主编和编委曾深度领导文艺界斗争并不断经此更迭。⑥可以说，《文艺报》处于其时文艺界的暴风眼中。1952年，通过对《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的座谈，王瑶第一次被《文艺报》注意，1955年初，王瑶成为改组后的《文艺报》编委之一。1958年10月，《文艺报》19号编委名单中王瑶被除去。可以说，王瑶卷入《文艺报》的时段基本与这份刊物作为当代文坛晴雨表的时间重合。以《文艺报》为中介，王瑶见证并参与了其时最重要的文艺运动，尤其是几个批判运动：《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唯心主义批判、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及文学界大跃进运动。在这些事件之中，王瑶既参与编审稿件，也发表了多篇相关的论文或留下了发言记录。 聚焦《文艺报》中的王瑶，是讨论20世纪50年代王瑶现代文学史观塑成的很好的入口。《王瑶全集》中，对相关文章多打乱次序入集，部分仅以存目形式收集，也存在个别失录情况，在这部分文本整理和解读方面存在一些缺憾。因此，本文将以《文艺报》中王瑶文本的整理为基础，通过梳理20世纪50年代王瑶与其时文学制度的碰撞，探讨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文学史”范式的调整与再塑成。 那么，王瑶在其时文艺系统中的位置与功能如何？被批判者——这些横跨“现代”文坛与“当代”文坛的人物如何被王瑶在运动中言说？在外界的压力和自我的要求中，王瑶的话语姿态何如？其面对当下的发言与其文学史观做何联系？本文将在下文的讨论中从以上问题谈起。 二、由“考据”入“义理”：被知名的王瑶文学史论 1955年1月，《文艺报》编委全面改组，原主编负责制被编辑委员会集体领导制取代，主编冯雪峰降格为非常务编委。新的七人编委会中五人为新鲜血液：康濯、秦兆阳、黄药眠、刘白羽、王瑶。康濯、秦兆阳、刘白羽三人均为中国作协党组1956年成立的书记处成员，参与文联、作协日常工作多时，被调往负责《文艺报》理所当然。黄药眠与王瑶均在高校中文系任教，黄氏1953年被推举为中国文联第二届全国委员，参与编辑尚说得通。而王瑶则显得很特殊：没有史料显示王瑶其时为文联或作协成员，1952年他曾投稿《文艺报》回应对《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座谈，被退稿，可见王瑶与报刊的联系并不密切，却加入了编委会。当事人康濯的回忆为：“本来北大中文系教授王瑶同文学界联系较少，参加活动不多。提名并决定他参加编委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他发表的一篇批判《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唯心论思想的文章”受到高层表扬，“于是不大知名的立即知名了，按照当时的习惯自也有幸参加《文艺报》编委会了。记得名单决定后是邵荃麟同志和我去找王瑶同志通知了此事”。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