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图像”来呈现晚清以降迅速崛起的“演说”，似乎很容易，做起来可真难。除了我专门论述的晚清画报中的演说①，还有闻一多创作的“天安门前的青年讲演者”②，我特别关注涉及演说的老照片，尤其是能确认时间、地点、讲题以及拍摄者的新闻摄影。真的如大海捞针，借助若干数据库，我还是没能找到清末民初著名政治家宋教仁的演说照片——尽管都知道他擅长演说。闻一多也以演说见长，可到目前为止，我找到他的演说照片也就两张，一见于1946年版《人民英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遇刺纪实》，一载于1948年开明书店/1982年三联书店版《闻一多全集》。③ 我曾这样谈论如何“触摸历史”：“没有无数细节的充实，‘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难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具体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号和旗帜，也很难让一代代年青人真正记忆。提供足以帮助读者‘回到现场’的细节与画面，对于‘五四’研究来说，并非可有可无。因而，本书之选择图像与文字相配合的表述方式，不全是为了愉悦读者——也包括对历史研究方法的反省。”④基于此理念，当初在制作《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时，我们曾确定一个原则：不纯从审美角度“插图”，选择历史图像时尽可能贴近“五四运动”这一规定情景，人物照片则大致不出事件前后十年。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要求，也都让我们上下求索，费尽心机，且所得依旧有限⑤。 很难想象，作为一个从一出生就被广泛认可且流传久远的政治事件⑥，“五四运动”可供使用的老照片其实不多，学界用来用去就是常见的那些。受制于当年的拍摄器材、报刊的编辑策略以及书籍的印刷水平，想找到合适的图像资料很不容易。《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的“总说”部分，请本书作者之一、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即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从事“中国通史陈列”晚清部分设计工作的苏生文配图，其使用图像资料的便捷，可谓得天独厚了。比如第16页的“北大讲演队第九组队旗”，那是1919年6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上街演讲时携带的，实物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前些年“复兴之路”基本陈列曾展示这面纵45.5厘米、横64.3厘米的白色布旗，那是学生撕开被单自己缝制的，右侧尚存有白色棉线。此旗的来源非常可靠：学生被捕后，“这件讲演队的布旗也随学生们一起被带到警察局，直到1959年由北京市公安局档案科拨交国博，作为见证五四爱国运动中青年学生的拳拳爱国之心而一直被珍藏”⑦。 “五四运动”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新的传播手段，比如集会、游行、旗帜、标语、传单、通电，还有极为重要的街头演说。晚清迅速崛起的演说，作为一种十分有效的通俗教育形式，到民初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建设。比如“五四”前京城就有十三家正规的讲演所(城里10家，郊区3家)，“北京还有一支专门的讲演队伍，巡回于庙会、集市，每月还在8个不同的讲演所里讲演”。讲演者是有报酬的，“固定讲演人每月薪金10元，而那些经验丰富的巡回讲演人每小时2元”。而北京城里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讲演所，当推1915年开办的直属教育部、位于珠市口西大街的模范讲演所：“讲演厅内有450个座位，平均每场人数为300人。讲演每晚7：00—9：00，讲演前通常有唱片音乐会，而后常有电影放映。”⑧这些得到政府支持、大都由京师学务局主管的讲演所，在“教育国民，改良社会”方面，曾发挥很好的作用。日后声名远扬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刚成立时，也曾与其开展合作。 刊载于1919年4月28日《北京大学日刊》的《平民教育讲演团致团员函》，称已与京师学务局协调好，借用城里十个讲演所中的四处，“可于各所讲演钟点外，或前或后加讲一点钟”。安排给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场所和时间是：位于珠市口南路东的京师公立第一讲演所，时间是下午二时至四时；位于东安门外丁字街路南的京师公立第四讲演所，时间也是下午二时至四时；位于西单牌楼南路西的京师公立第五讲演所，时间是下午三时至五时；位于地安门外大街路西的京师公立第十讲演所，时间是下午一时至三时⑨。阅读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演讲题目，1919年5月4日是个明显的分界线，此前是一般的通俗教育，此后一转而为激烈的政治抗争⑩。因此，那张被广泛使用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团员平静地站在京师某公立讲演所前面，必定拍摄于五月四日之前。(11)因为此后北大学生发表反抗政府的政治演说，只能改在风雨飘摇的十字街头，而不可能是安谧平和的讲演所里。 《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的“总说”部分，配了很多历史照片，比如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队伍在行进中、军警逮捕学生、北京各界欢迎被释放的学生，以及学生回校后举行庆祝活动等，可惜这些照片大都不够清楚，因为是从旧报刊翻拍的。唯独第49—51页那三张演说照片，明显清晰很多。后来才知道，那是从美国社会学家甘博(Sidney.D.Gamble，1890-1968)刊行于1921年的英文著作Peking，A Social Survey中复制而来。该书包括50幅珍贵的黑白照片及38张地图和图表。幸运的是，就在《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出版半年后，具体说就是1999年9月16日—10月1日，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包括210幅图片的“风雨如磐：‘五四’前后的中国—(美)西德尼·甘博1908至1932年中国摄影北京首展”。此专题展因大获好评，此后若干年在中国多个城市巡回展出。(12)至此，社会学家甘博的摄影成就，方才逐渐被中国人了解与欣赏。 对于甘博在《北京的社会调查》《北京的物价、工资与生活标准》《北京市民的家庭生活》《定县——华北农村社会》等专业著作之外，留给后世的“甘博镜头下的中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有精彩的描述：“他对摄影的爱好为他关注那个时期的社会危机又增添了一份客观详实的新闻报道能力”；“甘博的照片在质量、想象力、技术水平和多样性方面均超出了仅仅作为记录中国人生活或风景的那些照片的水平，人们把他置于那为数不多的被挑选出来的优秀摄影师的行列中是理所当然的”。(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