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待厘清脉络以深入开掘的“富矿”。为了推动这一时段文学的研究走向深入和立体，本刊特邀请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和关心的吴晓东、姜涛、李国华三位学者进行对话，讨论40年代文学的“世界感觉”“流动性”和“地方性”等问题，以及相应的文体跨界、反讽面貌等形式诗学、文化诗学问题，其中涉及20世纪历史、中国现当代文学、战时语境、民族国家、文化自信、文艺生产以及文艺组织等诸多议题，指向的是一种把形式与内容、作家和读者等固有的二分法打散之后的理解文学的全新范式。吴晓东教授主持了这次对话，孙慈姗协助三位学者共同整理文稿。 一、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世界感觉” 吴晓东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是现代文学史的“富矿”，但还有很多矿脉没有厘清，开采上还有一定的难度。虽然已经有很多研究者在处理相关问题，但尚未形成整体性的视野，还需要研究者深入讨论。当然，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前辈学者做过很多工作，如钱理群1995年在北京大学开设“40年代小说研读”讨论课，后来整理成《对话与漫游：40年代小说研读》(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在学界影响很大。当年参与讨论的很多人已经成为知名学者，如王风、萨支山、贺桂梅、姚丹、李宪瑜、谢茂松、周瓒等。因此，这门课不仅呈现了40年代小说的整体面貌，还培养了一批文学研究者。此外，赵园早在《论小说十家》(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中就认为，在40年代，中国文学出现了自我突破的契机，很多已经成名的小说家实现了自我的超越，同时还有一批新生代作家创作出很多“奇书”，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呈现出“异”的丰富性，每位作家、每部作品都不一样。同时，她认为“异”中也有引人注目的“同”，我觉得关于“同”的研究是提炼40年代小说创作总体特征的重要方向。这次讨论如果能在形式诗学和文化诗学方面多做提炼，或许会更有成效。 近年来，很多现代文学研究者也转向了40年代文学研究。西南交通大学段从学教授策划了两次40年代文学研讨会，成果相当丰富；姜涛开设了两轮“40年代文学研究”课；我也曾经开过“40年代诗歌选读”的研究生讨论课。我的总体感觉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反规范、先锋性和未完成性等特征。相比之下，“五四”时期和30年代的文学存在既有范式可循，更容易切入，但也很容易被规范束缚。而40年代则涌现出很多新的小说范式，我们在讨论过程中时常感到很难进入，比如萧红《马伯乐》、茅盾《腐蚀》、沈从文《雪晴》、冯至《伍子胥》、卞之琳《山山水水》、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等。这些小说在讨论时必须开启一些新的阐释视野，前人研究虽然还算充分，但好像也有很多未解决的重大议题。 对40年代文学来说，一方面需要对其内部的诗学问题进行讨论，另一方面也需要梳理其外部的时代语境，涉及文本和语境的关联性问题。40年代文学的复杂性，使研究者可以从很多角度对其进行探讨。我们的讨论或许可以触及以下话题：1.40年代文学何以成为现代文学的“问题”，这包括能否打通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如何反思“五四”新文学等；2.如何看待40年代文学的外部视角，如民族国家、“二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等；3.如何研究40年代文学的文学性，可能的角度或许包括介入与生产、颓废与反讽、乌托邦与未完成性、新读者的产生、文学性与政治性的关系等；4.40年代文学的“跨界”问题，如文体、语种、民族的融合，当然也包括融合过程中的文明冲突；5.四五十年代文学的关联，还有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文学脉络的相互关系等。这些议题似乎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我们的讨论也有待于进一步厘清上述问题。 姜涛 吴老师对40年代文学及相关研究的状况、特点做了介绍。我自己这几年也在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但只是一些个案的讨论，还缺乏整体性的思考。40年代文学有很多不同的脉络，不过作为研究者，应该搭建那个时代的整体性结构，那样很多问题就会变得更加明朗。我觉得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坐标，尝试建立这样的整体性框架。纵向上，20世纪有两个“中国”，即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两个中国的转换与重构就发生在40年代。可以把这个时期看成加速期和转换期，很多文化的、政治的议题在“五四”时期已经提出并开始积累，到了战争时期这些问题变得非常迫切，急需解决，如国家和地方的关系，新文化怎么与大众结合，政治和文学的关系等。这一系列从“五四”以来一直支配着中国现代历史、现代文化的结构性议题，在战时需要加速解决，因此激发出巨大的能量。还有一个贯穿性的议题——“抗战建国”，这涉及国家的统一、独立以及未来国家形态的选择。在整个40年代，特别到了后期，有两种或更多的关于中国未来走向的设想并存，未来的新中国就诞生在这样的结构里。 横向上，40年代文学的特点是流动性强。人们常说现代文学是北京、上海的“双城记”。到了40年代，“双城记”就变成了“多城记”，延安、成都、重庆、桂林以及香港都成了作家聚集的重要城市。在这个过程中，来自沿海的新文化、新文学面临的迫切问题，就是如何与中国的内地、边地相结合。按照朱自清的说法，“内地的发现”和“大众的发现”，是战时文学的两个基本主题。其实，还要补充“个人的再发现”，即现代文学所塑造、书写的自由个体，在战时流动中不断遭遇新的环境和挑战，需要重新理解自己的位置，甚至需要嵌入地方性的、乡村的社会脉络中。因此，诸如基层社会的治理、国家与地方的关系、组织动员民众、知识分子位置的重塑等问题，都制约着这一时期文学的走向。有些研究者，如段从学，这些年关注“边地中国”与40年代文学的关系，其实“边地中国”在这一时期不仅是文学的问题，人类学、社会学、新闻报道等不同的学科或写作方式当时也在处理这个问题，并由此获得发展，诸如费孝通、林耀华的工作。怎么认识内地中国、边地中国，怎样把握契机回应内在的问题，是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也是不同党派都要面对的。它甚至决定了一个党派、一种政治力量是否能在历史中胜出。在这样的历史格局中思考文学的意义和位置，是研究40年代文学一个不可或缺的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