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第三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大会发布了题为《超越限制：重塑高等教育的新方法(Beyond Limits：New Ways to Reinvent Higher Education)》的路线图(以下简称“路线图”)，概述了未来十年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原则和变革方向。其中，机会公平始终是高等教育领域经久不衰的重要议题，也是世界各国政府重点保障的教育权利。 伴随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高等教育入学率急剧增加，但在各国内部、不同区域和不同群体间依然存在巨大差距，社会出身仍是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主要因素。“路线图”明确指出，在高等教育中体现包容性和多元化，是实现社会正义的迫切需要。各国政府有必要为所有学习者消除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障碍，并优先保障弱势群体的教育权益。为此，在长期教育发展中，世界各国陆续推行了各类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重要举措，也形成了不同的经验积累。这些政策植根于各国本土的文化体系与教育制度，并致力于解决该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机会不公平、就学受歧视、资源不充足等问题。 扩大供给 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 为了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世界各国普遍且优先采用的根本举措，就是扩大高等教育的机会供给，着重增加优质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扩招政策直接将高等教育由精英化推向大众化乃至普及化。根据世界银行2021年9月的数据，全球已有75个国家和经济体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50％。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供给，增加高校招生数量，促使弱势阶层群体获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即便是在不同的高等教育体制与招生模式下，都对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产生直接显著的积极影响。 以英国为例，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英国社会有72％的成年人属于劳动阶层，然而地方大学录取的学生中只有31％来自劳动阶层，这一比例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中更是仅占10％左右。政府逐渐意识到，整个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与日俱增，而精英招生政策却使得许多来自社会弱势阶层家庭的学生难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因此，20世纪60年代，英国政府发布的《罗宾斯报告》指出，应为愿意接受高等教育且学业成绩合格者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推动英国开启了高等教育的扩招进程。由此，英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型转向大众型，逐步告别了传统的贵族模式，为平民阶层广开大门，全日制高等教育学生数从1962年的21.6万人增加到1980年的56万人，女性、劳动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显著提升。 当然，教育机会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所有阶层的机会同比例增长。有学者指出，从爱尔兰、以色列等多个国家高等教育扩招经验来看，新的教育机会往往先被优势阶层占有。同时，在保证获取相同教育机会的基础上，优势阶层亦能优先获取更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弱势阶层虽然机会增多，却更多获得的是低质量、低水平的教育机会。因此，随着高等教育扩张，各个群体受教育的绝对机会都在增长，但教育机会数量上的不平等依然存在，质量上的不公平也更为突出。这也意味着，在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供给的同时，仍需要通过其他政策手段对弱势阶层予以保障。 政策倾斜 实现不同群体间的机会公平 除扩大供给外，各国普遍采取的另一条针对性途径，是在高校招生过程中针对社会弱势群体以及校园代表性不足的群体，予以一定倾斜和照顾。在受政府影响较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倾斜性招生政策往往以明确的配额形式出现，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务必招收规定比例的弱势群体学生。例如，印度、巴西等国以及美国部分州立大学均出台过相关政策。 以印度为例，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往往受到不平等待遇，其中就包括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为缓解这一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起，印度开始在政府所属的教育机构中推行倾斜政策，为落后阶级和部落保留一定比例的入学名额。2007年，印度通过了《中央教育机构(入学名额保留)法》，为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其他落后阶层学生分别保留15％、7.5％和27％的招生名额。其中，针对其他落后阶层的保留名额仅适用于中央政府所属高校，包括印度理工学院院校集群、印度中央大学院校集群和印度管理学院院校集群等。2019年，印度政府进一步允许在教育机构中为经济弱势群体候选人保留入学席位，将不超过10％的招生比例给予那些没有纳入低种姓特留权范围但又属于低收入的群体。 在巴西，联邦政府制定了强制性倾斜法令，要求所有联邦大学为来自公立中学的应届毕业生、低收入家庭学生以及少数群族(非洲裔和印第安人等)保留50％的招生名额。例如，巴西利亚联邦大学为巴西非洲裔学生保留20％的入学名额，而这一配额在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更是达到了40％。 美国的部分州立大学也存在一些类似配额的倾斜政策，如在加州大学系统的招生中，有一项“特殊才能合格性标准”，约占录取学生总数的6％。其中，4％面向经济落后地区及其家庭，其余2％则特别考虑由于特殊情况未能达到其他录取标准的学生，类似退伍军人、残疾学生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