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学术劳动力市场和博士生教育均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经典议题。但在西方已有文献中，对这两者的研究往往是割裂的。对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教师招聘的实践与规则、教师的需求与供给、学术职业的结构等，[1]有关博士生教育的研究多以内部视角为主，试图通过社会化、文化认同等理论打开博士培养过程的黑箱，揭示博士生的社会化过程。[2]近年来，也有研究开始关注博士生教育与外部环境的联系，但主要聚焦于校企合作培养博士生[3]、知识经济对博士生培养的影响[4]、学术资本主义对博士生社会化的影响[5]、战争对学生读博士意愿和博士规模的影响[6]等议题，很少涉及学术劳动力市场这一直接外部环境与博士生教育的关联。 然而，博士生教育与学术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紧密联系。一方面，学术劳动力市场需要将最优秀、最合适的博士毕业生挑选出来，使其进入学术职业，从而维持一个高质量的学术体系。另一方面，博士生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向学术劳动力市场输送人才，而人才供给的数量及质量会受到学术劳动力市场提供的薪酬、工作环境、发展机会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博士生教育逐渐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与此同时，包括新一轮人事制度改革在内的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变革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尚未看到有研究关注两者的关联。有鉴于此，亟待对我国博士生教育与学术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做出现实剖析和理论阐释。 本文在已有文献基础上，总结学术劳动力市场与博士生教育关系的理论分析，并结合国内相关数据及访谈调查对此进行深入探讨，验证、丰富并发展这些理论分析，为我国学术劳动力市场与博士生教育之关系的研究奠定初步基础，并为博士生教育改革提供政策启示。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教育部、各高等学校公开数据；笔者团队近年来对博士生、博士毕业生、青年教师及本科生的多项实证研究也为本文提供了经验素材，主要包括2017-2020年对全国各区域高等学校60余名博士生的调查与访谈资料、对全国各区域高等学校多名博士毕业生的访谈资料，以及2019-2020年对北京大学青年教师的调查与访谈资料。 二、全球与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与新管理主义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学术劳动力市场均发生了趋同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预聘—长聘”制(tenure-track)或相似的竞争性制度的引入、学术劳动力市场饱和及分化等。此外，部分国家的学术劳动力市场还面临海外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预聘—长聘”制，主要起源于北美地区，现已被引入越来越多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芬兰、瑞典等国家均已引入“预聘—长聘”制或类似的竞争性教师评聘制度。[7]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各国及日本等亚洲国家，博士生数量增长迅速，已超过高等学校或研究机构所能提供的学术职位的数量，学术劳动力市场出现饱和。2006年，仅有15％的美国生物学博士能在毕业6年内获得终身教职。[8]在加拿大，攻读博士学位的人数近年来急剧增长，[9]但在毕业3～4年后，超过60％的人没有获得任何性质的教职[10]。2006-2012年，在欧洲地区的28个国家中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数量增加了40％，但终身学术职位却并未同步增长，学术劳动力市场出现供需不平衡。[11]在日本，博士和博士后数量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幅提升，但很多博士或博士后难以在学术界谋得职位，2010年，其自然科学领域的1350名博士毕业生中只有162人(12％)获得学术研究岗位。[12]劳动力市场的分化主要表现为主、次劳动力市场的分化，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岗位具有收入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晋升机制完善等特点，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岗位则相反。[13]已有研究集中于探讨基于院校类型、职称、性别、学科等的主、次劳动力市场分化；[14]基于岗位的分化在近年来开始受到较多关注，长聘(轨)教职被视为主要学术劳动力市场职位，而兼职教师、教学型教师、研究型教师以及博士后职位等固定期限合同岗位则显示出次要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特征，[15]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各国，次要学术岗位均快速增长。[16]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学术职业的竞争不限于本国，西方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占据了排行榜的顶端，为非西方学生提供具有象征性的学术文凭，[17]一些国家的国内学术劳动力市场面临海外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例如，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韩国学生相比本土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有巨大的优势，在国立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及延世大学，80％的教师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获得博士学位。[18] 置身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中国的学术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与全球相似的变化，但也具有一定独特性。 (一)“预聘—长聘”制度的引入 20世纪80、90年代，大学教师在中国属于一份稳定的“终身”工作，被喻为“铁饭碗”。21世纪初，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等联合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背景下，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等学校开始探索固定聘期合同制等人事制度改革方案。[19]2014年，随着《清华大学综合改革方案》和《北京大学综合改革方案》的全面实施，以“预聘—长聘”为核心的人事制度改革开始推行。至今，据不完全统计，在第一轮42所“双一流”建设高等学校中，实施“预聘—长聘”制的高等学校至少已达21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