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2 【文章编号】1003-8418(2022)06-0009-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36/j.cnki.jshe.2022.06.002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是19世纪以来美国大学对世界高等教育的贡献，“教学以研究成果为内容，教学与科研并重”[1]已经成为各国高校普遍遵循的原则。随着社会发展和大学场域的变迁，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初衷逐渐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教学与科研的隔离，教学被“挤压到高等教育的边缘，沦为教师不想做但又不得不做的一项‘负担性工作’”[2]，教学的非学术性和科研的非教育性越来越明显，甚至出现了科研对教学挤占的“负教育效应”[3]。随着科学研究与经济发展、国家利益的联系日趋紧密，科学研究更是受到了空前的重视，“科学研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学术活动，而教学及社会服务则被当作一种经验性、程序性的工作，处在学术金字塔的底层，甚至被排除在学术范畴之外”[4]，Boyer认为这样做会把高等教育置于危险的边缘，他试图通过对“学术”内涵重新界定来改善这种现状，他认为科研(知识创造)和教学(知识传播)是“学术”的不同表现形式，并提出了教学的学术(Scholarship of Teaching，SoT)，认为教学也是重要的学术表现形式，并对教学从学术的视角进行了诠释和拓展，这一模式后被Hutchings和Shulman拓展为“教与学”学术(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SoTL)[5]。本文基于教学学术创生与发展的过程，结合《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对于教师教育教学实绩和能力评价的定位，探求“教与学”学术在我国教师群体中的表达形式及影响因素，并从创生发展的角度探求教师“教与学”学术发展的促进机制。 一、延伸与拓展：从教学学术到“教与学”学术的演进 从教学学术到“教与学”学术既是对学术内涵的拓展，更是促进了教学的“革命性的转变”，成为世界范围内提高教学质量的运动[6]。它把教师工作的重心重新拉回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协同并重的起点，把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并行纳入学术评价体系，为教学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回顾教学学术到“教与学”学术研究的演进，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研究内容的拓展：“教”的学术与“学”的学术 在Hutchings和Shulman的解释框架中，他们认为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学”，单纯对“教”的探究不能反映教学学术的全部内涵，因此，对于“学”的探究应被纳入教学学术的内涵，由此，“教与学”学术开始关注“教”与“学”的相互促进，学术的目的是促进学生有效且可持续的深度学习，促进教师的实践和专业化发展，并使“教与学”学术在更大范围获得认可与推广，这一拓展很快得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认可与响应。 Prosser和Trigwell进一步分析了这一拓展的深远意义，“教与学”学术让教师从“学”的视角充分领会“浅层学习”和“深度学习”的差别，并积极促成学生的深度学习[7]。Kreber和Cranton则分析了这一拓展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教学学术，一是仅关注了教学的学术性和有效性，二是默认优秀的教师一定具有高深的理论知识，三是教学经验基础上的反思。很明显这几点都在强调“教”，忽略了学生的“学”，而“教与学”学术把“教”“学”和“研究”放在同一视域来进行研究。如果加以概括会发现，“教与学”学术实际上是由九种有关“学”的学术组成，且都完全符合学术的主旨，因此建议把“教”的学术与“学”的学术进行整合[8]，“教”的学术视为以研究为基础的知识体系(Research-based Knowledge)，“学”的学术视为以实践为基础的知识体系(Experience-based Knowledge)[9]，唯如此，才能完整地覆盖教学过程，才能促进有效的教、有效的学和有效的研究。随后，Boshier和Huang等人完成了对“教与学”学术体系全面的实践指导，他们从教学实践的角度把“教”的学术比作可视的地上建筑，而“学”的学术则是这个建筑看不见的根基[10]，两者之间的地位与关系可见一斑。 从教学学术到“教与学”学术的演进不仅是“教与学”学术内容的拓展，也推动了“教与学”学术的组织建设和政府的行动支持。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专门成立教与学学术研究学会(Carnegie Academy for the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CASTL)，用以支持“教与学”学术的发展[11]，并在2011年出版《再论教与学的学术：制度整合与影响》，重申了“教与学”学术的开展对高等教育带来的积极影响[12]。英国则由高等教育学会(Higher Education Academy，HEA)作为认证主体，制订“教与学”学术的专业标准框架，详细界定了“教与学”学术开展的内容、边界和范式，该方案后被澳大利亚作为参考，并先后有27个研究中心和项目在框架内进行探索与实践[13]。澳大利亚的“教与学”学术主要通过“为高等教育的教学准备”计划来实施，该计划由政府主导，以支持高校教和学的质量提升为宗旨[14]。2004年，国际“教与学”学会(ISSOTL)成立，每年召开学术年会并鼓励学者、高校以及国家之间围绕教与学的学术研究展开交流与讨论，旨在最大限度提高“教”和“学”的探究并进行鼓励和传播[15]。同时，高校内部也逐渐开始设立“教与学”学术研究中心，譬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学实验室和多伦多大学的教学促进办公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