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22)02-0099-21 自第三波民主化以来，伴随着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政变明显减少，包括亨廷顿在内的一些学者曾做出乐观预言：“政变对民主、政治安全的威胁将会越来越小”①。但近年来的事态发展与其预期相反，第三世界的军事政变仍然时有发生，除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几十起政变之外，在亚洲的巴基斯坦(1999年)、泰国(2006年、2014年)、缅甸(2021年)等国也发生了军事政变。拉丁美洲的政变也没有绝迹，继海地政变(1990年)、秘鲁政变(1992年)和委内瑞拉政变(1992年)之后，21世纪以来拉美出现了军事政变抬头的趋势，委内瑞拉(2002年)、洪都拉斯(2009年)、玻利维亚(2019年)陆续发生政变。②最近三次政变与传统类型的军事政变有明显区别，具有一些共同的新特征，代表了一种新的政变模式，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发展道路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其本质、特征、根源及影响都值得深入研究。 一 以往研究综述及新理论路径 对于拉美新型军事政变，国内外学术界都还没有展开系统的研究，解释政变问题的三种传统理论路径，即经济发展决定论、新制度主义和精英激进主义论，也都有各自的局限性。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此类政变的研究仍局限于单个案例分析，还没有把它们作为一类新型政治安全问题加以研究。国际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也刚刚起步，巴里·坎农(Barry Cannon)提出了“灵巧政变”(smart coup)的概念，用来概括21世纪以来拉美出现的一系列非正常政权更迭。他指出，拉美右翼参与政治的方式分为两大类，即选举类(政党、非政党选举运动)和非选举类，其中后者由政变和游说两种策略构成，灵巧政变属于政变策略中的一种亚型。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开创意义，但仍有若干不足。首先，灵巧政变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尽合理。灵巧政变包含了非法与合法政权更迭两种类型，如2012年巴拉圭总统弹劾案，但在本文看来，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发生的政权更迭都不应被纳入政变范畴。其次，“灵巧政变”概念化的程度还不够高。“灵巧”只是突出了政变不流血的特征，但对政变的本质属性、其他特征还没有进行清晰界定，也没有深入发掘新型政变的根源。第三，坎农使用了社会学家曼恩(Michael Mann)的“社会权力”概念，对拉美右翼的五种权力网络(经济、意识形态、政治、军事及跨国权力)进行了分析，突出了右翼权力地位的上升。但他的分析仍局限于右翼精英集团，具有精英主义色彩，缺乏对权力网络的整体分析，没有对社会中下层、左翼政治精英权力地位的变化进行深入分析，分析框架不够完整。③马修·克莱瑞(Matthew Cleary)等对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的案例进行了研究，认为这种政变的起因在于“行政权扩张”，即总统强行扩大行政权力的行为，这种政治退化进而导致反对派发动政变(民主崩溃)。④这种观点片面强调了政治因素的作用，视角较为单一，没有把经济社会因素纳入分析范围。 关于政变与政治不稳定的主流理论也难以解释这种新型政变的起因。这些理论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第二类强调制度的影响，第三类则关注精英的“激进主义”。经济因素论者认为，经济发展可以推动政治发展，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或经济危机易于导致政治不稳定和政变。亚当·普泽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提出了一个门槛值：当人均收入超过6000美元后，一国的民主就可以免除崩溃之虞。⑤莫凯克斯(Merkx)和金(Kim)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危机的冲击会增加军事政变风险。⑥但是，用经济因素来解释拉美新型政变比较牵强。在政变发生时，这三个国家都处于持续经济增长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经济危机。而且这三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委内瑞拉属于中高收入国家，其他两个国家为低收入国家。⑦因此，用经济危机或人均收入水平解释新型政变的出现缺乏说服力。此类理论的另一个缺陷是，它们只是用量化研究证实了低发展水平与政变之间的相关关系，但无法确认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更无法确认何者为因、何者为果。关于经济因素的作用，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曾提出更高的发展水平会导致官僚威权主义并引发政变的观点，但这一理论主要用来解释20世纪后半期拉美国家出现的传统型军事政变，对新型政变的解释能力不足。⑧ 第二类理论认为是总统制的固有缺陷导致了政变。胡安·林茨(Juan Linz)等提出，总统制具有两个结构性特征，即双重合法性和任期刚性。前者指总统与国会均由选民选举产生，具有同等的合法性，后者指当选总统拥有固定任期。当总统与国会产生冲突时，两者都难以得到对方的让步，从而出现长期政治僵局，促使反对派采用非法暴力手段驱逐总统，发生政变的概率更高。拉美国家间的党派分歧严重，更容易出现这种问题。⑨如果单就政治僵局的出现概率而言，林茨对总统制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进一步引申至政治不稳定及政变问题，林茨的结论就会遇到挑战。正如安东尼·莫甘(Anthony Mughan)所指出的，同样实行总统制的美国并没有受到政变的困扰。⑩在总统制不变的前提下，拉美的政变类型却发生了变化，因此从制度入手不能解释这种新变化。除总统制之外，林茨等学者还强调了党派分歧所起的辅助作用，但他们没有对拉美国家党派分歧的成因进行深入分析。因此，从总统制角度对政变根源的分析尚流于表面，深入探讨拉美党派分歧的成因是更有价值的努力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