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与全球学研究的兴起 汪家锐(以下简称“汪”):当代全球化的发展是全球学研究兴起的基本背景,您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 蔡拓(以下简称“蔡”):当我们谈论当代全球化作为全球学兴起的基本背景时,首先涉及一个潜在的预设,即当代全球化与历史上的全球化的区分。①全球化发展有很长的历史,全球学的兴起主要是以当代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为基本背景,而历史上的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人们按照当代全球化的一些标准去回溯历史。 任何一个学科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背景与条件,也就是说是时代的产物。全球学的兴起就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当代全球化从两个方面催生了这一新学科的诞生:一方面是社会实践的需要,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知识增进的需要。首先,当代全球化进程使人类社会处于巨大变革和转型期,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全面挑战人类现有的制度、观念、价值和生活方式,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真正意义上将人类社会联结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整体,人们需要面对日益增多的非领土性、跨国性问题和事务。然而,在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气候变暖、世界移民和难民问题、全球新冠疫情、人权保护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时,人们所熟悉、认同并且至今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心主义的制度、价值和观念,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困惑与迷茫。这都要求能够出现一种探究跨国性、超国家性、全球性现象与影响的学科对此给出理论上的答案和政策上的回应。其次,全球学不仅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而且伴随着对全球化、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的认知与回应,必然有新知识(包括新理论、新观念、新价值等)的产生。因此,全球学一方面是要探究和回答当下人类所面对的未曾遇到、难以解释甚至无所适从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扩大人类对全球化时代新事物、新现象、新关系的认知和理解,丰富人类的知识宝库,提升认知能力。 全球化与全球问题(全球化的负面后果)共同构成了全球学的时代与学科前提、基础和历史背景,同时也是全球学的逻辑起点。当然,换个角度来说,作为一种多维度的社会进程,当代全球化又是全球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和范畴。全球学的学科内涵就是要研究全球化时代出现的全球现象、全球关系、全球价值,揭示世界的整体性联系与本质,探寻人类作为一个类主体的活动影响及其发展前景。 汪:全球化研究与全球学这两者是可等而观之,还是存在不同? 蔡:这事实上就涉及全球化研究(globalization studies/studies of globalization)与全球学/全球研究(global studies)之间的关系问题。目前,全球学界对此还存在争议,并未达成共识。例如,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全球学教授简·尼·皮特尔斯(Jan Nederveen Pieterse)就认为全球学已经超越了早期的全球化研究阶段,它通过推动跨学科、多中心和多层级的思考,在全球化研究和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之外增加了某种价值。他认为,全球学与全球化研究之间的差异,就像全球社会学(global sociology)与全球化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全球史(global history)与全球化的历史(history of globalization)之间的差别。就此而言,他认为“实际存在的全球研究”在学术上几乎没有得到发展,各种全球学项目和会议就像是“没有顶棚的脚手架”。②而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社会学教授曼弗雷德·斯蒂格(Manfred B.Steger)则指出,现实中并没有任何经验证据表明存在这种从之前的全球化研究发展为当下的全球学研究浪潮的线性年谱,全球学归根到底还是在研究全球化,全球化是全球学的支柱之一,全球化研究与全球学研究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有意义的区分。③ 这两种对全球学的不同理解事实上就涉及全球学的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来说,只有那些真正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以全球为参照点、以全球性为灵魂的学术研究方能称作全球学/全球研究。而从广义上来说,只要是涉及全球化及其相关事务、现象、关系和价值的研究都可视为全球研究。应该说,这两种观点并无谁对谁错,至少在当下阶段对全球学的这两种理解和研究在学术界共同存在,都被视作全球学。在全球学方兴未艾而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两种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都能够为我们理解全球化时代的社会转型提供思想价值。但是,人们也会思考,全球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的意义、价值何在,它能否提供一种与其他学科都不同的观察世界的新鲜视角和独特观点,而这恰恰是狭义上的全球学研究的价值所在,也是全球学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从长远学科发展来看,狭义的全球学研究要想取得突破和重大发展,必然是建立在成熟、丰富的全球化研究之上,这也是全球学发展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以我们研究团队所撰写的《全球学导论》为例,该书不仅涵盖广义上的全球化研究,也注重呈现全球学作为一门新学科的独特视角和价值,世界整体和人类中心的全球主义价值贯穿始终。我认为,这在当下的全球学研究中是一种比较适宜的做法。 汪: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也正在经历一种“全球转向”,这与全球学研究之间存在何种联系与区别? 蔡:应该说,当下很多学术研究都在不同程度地经历一种“全球转向”,国际关系学正在经历的“全球转向”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向全球政治(global politics)的研究转向,另一个则是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兴起,这两者都与全球学研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首先是“全球政治”转向,这是政治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参与全球学研究的主要路径。随着世界的变化和理论发展的需要,全球化、全球问题和全球治理等各种全球性议题开始进入国际关系研究,更大范围的行为体和政治关系受到关注和重视,国家中心主义遭受挑战,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科正在从主要关注民族国家间关系转向关注更广阔的全球关系和全球政治,这可从当下一些代表性的国际关系教材中窥见一斑。④全球政治与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不同,世界政治很大程度上是对多元行为体、多样政治议题和多种国际机制并存互动的一种反应,是世界内部的各种国际政治现象和关系的总和,类似于一种政治拼盘;而全球政治则是与整个世界有关的政治,强调世界整体性,强调全球性,是一种以全球为本体和向度的政治。并且,对全球政治的关注越来越集中于对全球治理的研究,全球政治逐渐被理解为一种全球社会内部的治理。不过在“全球转向”过程中,原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非就此不再发声,而是纷纷加入这一学术进程,都试图在全球化时代继续呈现各自理论的持久生命力。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关于全球治理的相关研究都十分丰富,英国学派也愈发重视全球化对其理论构建的影响,⑤现实主义作为典型的国家中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同样参与到这项研究议程之中。⑥所以,“全球政治”并不意味着国家中心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消失,但它在全球化时代必然遭受重新检视,并且必须对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转向”予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