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正像在其他国家一样，“遗产”如雨后春笋般布满大街小巷，从学界和媒体进入官方话语和日常用语，甚至被界定为文化外交领域中的软实力。①一方面，被列入遗产名录并且被保存和展示为遗产的文化景观和日常物品呈指数级增长；另一方面，“遗产”的定义迅速扩大，由此导致社会被持续而普遍地遗产化。新遗产的不断涌现使我们面临一种“积累危机”，改变了我们的集体记忆生产，②同时也让我们感到，中国已经进入遗产时代。 一、遗产的价值赋义与社会建构 这些年来，我们不时地看到有人用秦砖汉瓦砌猪圈、盖茅厕的报道，正如贾尔卡在《双城记》中所写： 在外地人看来十分宝贵的秦砖汉瓦，也许就在这座城市的郊区某家农户的猪圈垒了墙，这里家家户户皆少不了几件古老的家具坛罐，被随意地放在储藏室或和蜂窝煤一起放在楼道。③ 可见，所谓“遗产”并不等于年代久远的“秦砖汉瓦”，相反，“秦砖汉瓦”是不是遗产或者是否具有遗产价值，取决于人们的遗产观念和价值理念，取决于人们是否视之为遗产并且给它赋予多少遗产价值。也就是说，遗产并不完全取决于物件，而是取决于遗产话语对物件做出的价值赋义和价值增值。在把物件视为遗产来加以保护的过程中，价值不仅得到阐释和修改，而且可能创造出新的价值。④实际上，遗产并非老物件本身，而是有关老物件及其价值的新话语。因此，近代晚期遗产的一个重大转变部分地就是为了回应人们日益清晰的一种认识，即遗产价值是归因的，而不是内在的。⑤遗产不是一种客观事实，而是一种社会建构。⑥ 既然遗产是人为选择和赋予价值的过程与结果，那么，如果过去的物件在某个社会语境和历史情境中不被认为有用或有价值，它就不会成为遗产。⑦更确切地说，遗产不是简单的物件，而是无形的和非物质的对话关系。什么是遗产？谁的遗产？遗产为了谁？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表明：遗产并不试图描述世界，而是改变了世界。遗产的主要用途是调动人员和资源，改革话语，改变实践。⑧由此看来，遗产是变革性的。它改变了人们与他们自己的实践的关系，也改变了他们感知自己和周围事物的方式。⑨更重要的是，遗产涉及的主要不是人们与过去的关系，而是人们与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因为遗产并非简单地保存过去遗物这一被动过程，而是一系列主动选择能够反映现在的物件、地点的积极实践，与人们希望带入未来的一套特定价值观密切相关。⑩遗产不仅是被赋予价值的东西，还是一种“增值的”产业。(11)正如珍妮特·布莱克所指出，把文化的哪些要素当作值得作为未来的继承物来加以保存是一种积极的选择，通过这种识别方式，人们认识到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象征的重要性及其价值。正因为这种选择和决定通常由国家权力机构在国家层面或成员国组成的政府间组织在国际层面做出，所以文化遗产才被赋予强大的政治维度并且必然会产生相互竞争和有争议的不同主张。不仅关于文化遗产的选择和决定往往具有重要的政治后果，而且更根本的一点在于，文化遗产的识别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12) 从更加宏大的历史背景来看，所谓遗产既是现代性的一个产物，也是现代性的一个产生者。(13)“文化遗产”这个词创造于19世纪后期，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普遍使用，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14)“遗产”和“文化遗产”与现代性的伴生关系纠缠得越来越紧。(15)这些概念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里又得到新的理解，被赋予新的理念，而这恰恰是这些概念在现代性语境中获得新拓展和新生命的重要体现。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大会第17届会议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中国在1985年12月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迄今为止，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自然遗产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数量、遗产的类别数均名列世界前茅。(1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公约的形式展开全球性的国际保护行动，这本身就表明，遗产保护已经不是简单的、朴素的感性认知行动，而是一项专业性、复杂性、技术性强且具有明确伦理目的的理性实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现代遗产体系是一整套与历史、文化、政治、道德、法律等相关的全新话语，绝非新瓶装旧酒式的名词更换。(17)尽管遗产以及遗产保护的观念早就存在，但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上有关遗产的理念发生了根本变化，(18)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集中表现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的成立标志着人类作为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得到组织化体现，与此同时，文化遗产所遭受的大规模破坏也促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人权和文化都产生了新的认识，世界遗产的观念逐渐明晰并且越来越成为一种国际共识。但是，正如林恩·梅斯克尔所指出，虽然废墟的重建被纳入议事日程，但这并不仅仅是为了修复伟大的建筑、博物馆和艺术品，而是为了对过去本身加以规制，以便使过去成为新世界秩序的一部分。(19)于是，通过文化和文化遗产来维护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和人类基本自由就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身坚守并向全球推广的普遍价值观，而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序言中明确表明，“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1996年，这句话以十种语言被镌刻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前的石墙上。(20)该《组织法》序言还说，“和平若全然以政府间之政治、经济措施为基础则不能确保世界人民对其一致、持久又真诚之支持。为使其免遭失败，和平尚必须奠基于人类理性与道德上之团结。”这就进一步表明，文化上的理性理念才是塑造人的思想和心理的决定性因素，只有首先改变观念，才能改变人的思想和心理，正如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所说，“人心有了改变，政令法律也有了改革，文明的基础才能建立起来，至于那些衣食住等有形物质，必将随自然的趋势，不招而至，不求而得。所以说，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有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障碍，可以顺利到达目的。倘若次序颠倒，看来似乎容易，实际上此路不通，恰如立于墙壁之前寸步难移，不是踌躇不前，就是想前进一步，反而后退一尺。”(21)对遗产的重新理解既是文明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播文明理念的一种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