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思想本身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则寄寓着一个基于马克思思想的哲学的、批判的理论内核，具有“从马克思出发”而不拘泥于马克思本身、拓展性的理论演绎线索，甚至包含着对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哲学思想的吸收和转化。马克思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说：“所谓哲学曾经是超实践的，这只是说哲学曾经飘浮在实践之上。批判的批判认为人类就是精神空虚的群众，这样它就为思辨认为现实的人无限渺小的论点提供了最明显的证据。”①对类似于“飘浮在实践之上”的哲学的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做出的反思、对思辨本身的反思等，赋予了马克思的文化批判理论超越性、开放性、对话性的理论品格与精神，同时也让各种类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思想掘进成为可能。 所谓“从马克思出发”，意指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从马克思的思想得到启发，但又没有完全驻留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之内，而是展现出一定的历史演绎过程。马克思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历史演绎的基础，也是思想起点。向来被视为文化批判理论“大舞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从没有遗忘马克思思想这个经典的“根”，也没有忽视马克思之前的哲学之“源”。通常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以及更为晚近的当代西方各种文化批判理论，在被纳入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历史演绎过程之时，也体现了批判理论“从马克思开始”“对话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特性，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不断融入社会与文化，又不断被现代性的社会文化所塑造的表现。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概念及其生成语境 “批评理论”与“批判理论”都可以用英文Critical Theory来表述。在汉语语境中，二者之间的内涵尽管有很大的重合性，但也存在细微差别。“批评理论”所涉及的内容“一般指对具体作品的讨论，集中于阅读的经验感受，关心的是描写、解释和评价，侧重于作品的意义和效果”。②通常与文学文本的阅读、分析与批评鉴赏有关的理论被视为“批评理论”，典型的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读者反应批评等。“批判理论”则有所不同。“批判理论”一般指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成熟于40-50年代，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强调以哲学为导向，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结构、意识形态、思想启蒙历史以及审美文化现状予以批判性的反思与重建的一种社会文化理论。二者之间的联系在于，“批评理论”有时会包括“批判理论”的某些内容，如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思潮，它们是批评理论的发展，是批评理论“文化化”的结果；③但也有研究者把“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视为“批评理论”。④ 批判理论是一个研究边界不很清晰的理论，它与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等这些理论思潮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说，当人们提到“批判理论”的时候，大多数的人会将其等同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霍克海默、洛文塔尔、弗洛姆、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等人的理论。这样的联想可以理解，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的确对批判理论的创立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对于批判理论来说，它的研究内容与范围绝不限于这两种理论思潮。在根本的概念层次上，批判理论还是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最为密切，因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有时候会涵盖“批判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这个概念的内涵、范围、边界等，也绝不是简单地在“批判理论”前面加上“马克思主义”和“文化”这两个定语这么简单。“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是20世纪以来伴随着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境遇变化而诞生的，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所包含的理论范围也十分广泛，既包括最早提出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也包括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文化研究者的理论，如卢卡奇的理论，以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E.P.汤普森等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理论，以及法国学者布尔迪厄、美国学者大卫·哈维、意大利学者阿甘本、法国学者朗西埃、巴迪欧、斯托文尼亚学者齐泽克等人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存在着丰富的理论谱系，也是一个庞大的“理论家族”。 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具有复杂的社会语境，是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洗礼和影响的结果。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发生了复杂的变化，经历过一战的炮火打击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德国陷入严重的混乱，战后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一些知识分子迫切希望社会和文化层面上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文化上，他们渴望变革与新生，需要呼吸新鲜的思想空气，认为“只有彻底改变整个国家和社会，才是迫切需要的‘政治’”。⑤ 在理论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则是在变化了的社会语境中进一步吸收和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而展现出的当代文化理论形态。20世纪2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都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在其周围布满了浓烈的悲观情绪。欧洲革命的失败以及20世纪20-30年代席卷西方世界的“大萧条”、马克思的理论预言与现实的错位，让马克思主义面临着深刻的危机，承受着在理论上进行调整与转换的压力。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内部悄悄发生了理论上的变动，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分析：“马克思主义框架中对资本主义大量的经济分析大都消失了；随着葛兰西的销声匿迹，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探讨已偃息下去；关于通往可实现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策略探讨几乎已完全停顿。逐渐取代的是哲学的讨论本身的复兴，它集中在方法论问题上——即在特征上注重于认识论胜过实体。”⑥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诞生的理论信号。“作为一个先兆”，⑦1923年，柯尔施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同年，卢卡奇在柏林出版《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在马克思“异化”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物化”理论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⑧——商品拜物教，突出对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背后的生产逻辑与文化逻辑的批判；在方法论层面上，卢卡奇则析出“辩证法”思想作为在新的语境中探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佩里·安德森说，这预示着“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以其神奇的速度和充分的自信心”已经出现，“毋庸置疑，我们已经开始目睹一个全面发展和全面解放的时期”。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