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在制定其外交政策时，总是以国家利益作为基本出发点，美国外交的基调也是从实力原则出发的现实主义。但是，美国在外交中有一种将美国的理想、价值观念、民主政体以至宗教观念传播开去的强烈冲动，他们不断试图按照“美国模式”来建立“世界新秩序”，这就是理想主义外交政策的基石和出发点。因此，美国外交政策同时具有现实主义传统和理想主义传统。克林顿第一任期外交政策的三大目标：经济、安全、民主就充分体现了这点。追求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体现了追求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而在全世界追求“民主”，则体现了一种理想主义。克林顿第二任期的对外政策仍然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合。可以预见，未来美国外交政策将会继续保持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传统。 （一） 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理论和指导方针，它们在内容上有明显的分歧。现实主义的思想主张：人类应当面对斗争现实，不应陷入和谐的空想，外交目的应是在国际舞台上攫取权势，国际关系应以实在的“权力”和“国家利益”为中心，权力只是不符合抽象的道德，却非常符合具体的国家利益和道德。这种理论说到底就是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理论。战后美国逐步形成了以实力为基础、以安全援助为手段、以夺取世界霸权为目标的一套全球战略与实践，均以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和“国家利益”为准则。如战后初期的“遏制理论”、50年代的“大规模报复战略”、60年代的“灵活反应战略”和“核威慑理论”、70年代的“尼克松主义”和“均势战略”等，运用的结果均达到了国际舞台上为美国攫取权势，获取利益的目的，完全符合现实主义的思想主张。 理想主义的主要内容：力量因素对国际政治有一定影响，但力量因素并不是现实和维护和平的唯一有效的条件。强调国家的政治制度、国际集体安全体系和国家间贸易的发展同国际秩序的密切关系，认为通过国家制度、价值观念、道德教育唤醒“人类良知”。具体说来就是一方面从美国价值观出发，在全世界追求“人权”，在某些情况下运用经济援助和安全援助、甚至直接的军事干预来促使一些国家的政权发生变化或减轻其国内严重侵犯人权的状况。另一方面，运用“人权外交”作为冷战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和后冷战时代与不同政治制度国家斗争的工具。美国第一次大张旗鼓地推行“人权外交”是1977年上台的卡特政府。其后“人权外交”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正式的政策内容，其中心思想是将人权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基石，在处理与别国关系中，以人权状况作为保持和发展对外关系的标准。“人权外交”的出现与国际形势发展密切相关，当时美苏两大超级大国较量中，出现苏攻美守的战略格局，东西方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人权问题开始受到美国的重视，被认为是传播美国价值观念、维护国际利益、谋求全球战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有效武器。为此当时美国总统卡特首先提出“人权外交”口号、强调人权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宣称“美国对维护人权的承诺必须是绝对的。”从此美国历届总统都强调人权问题在外交政策中的重要地位。其用意并不是他们宣称的“关心人权”、“维护人权”，而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借人权干涉别国内政，谋取霸权，以便在全球范围内确立美国统治下的国际秩序，为此美国在推行“人权外交”过程中，将自己摆在高人一等的地位，以人权裁判者身份用自己的好恶和人权标准来裁定别国人权状况，以此向别国施加压力和影响，促使其改变内外政策和政治制度。 （二） 随着两级格局的终结，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国外交政策也需要调整，但是继承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并未改变。克林顿第一任期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曾发表一篇文章题为《美国的领导、美国的机遇》，指出：美国作为一个与全球利益有关的大国，如果从世界事务中退却，失去最多的是美国，美国对外政策有四条战略，①美国必须领导世界；②美国必须同世界的主要强国保持建设性的政治、经济关系；③美国必须适应和建立持久的国际组织以增强合作；④必须支持民主和人权以增进我们的利益和理想。前两点集中反映了“权力政治”和“国家利益”，是其对外政策的中心目标。与此同时，并不放弃“人权外交”。 美国共和国领导人鲍勃·多尔与克里斯托弗在政策上唱反调，但其对外政策思想却是大同小异，如出一辙，都是以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和“国家利益”为中心目标。他指出：美国未来政策的两个重点仍然是争取美国的领导地位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在美国的领导和承诺下，通过世界上美国的盟国支持，导致了冷战决定性胜利，美国冷战的成功不会改变美国的中心任务。即：反对欧洲被一个国家单独统治；保持东亚的权力平衡；促进美洲的安全与稳定；保护自然资源，特别是进入波斯湾的石油通道，增进全球贸易，扩展美国的全球市场；在全球保护美国的公民和财产。这些利益没有美国的参与不能得到保护。美国作为唯一全球性力量，必须领导世界，国际组织无论是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还是其他组织都不能保护美国的利益，只有美国自己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美国的地位意味着必要时使用美国的武力。美国对外援助一定要看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只有在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美国人才会去冒险。这两位美国高级官员几乎是影响美国当时对外政策的重要人物，尽管他们看问题角度不同，但他们在对外政策上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以“权力政治”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现实主义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 克林顿总统正是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提出外交政策三大目标：经济、安全、民主。以此为支柱，展开外交活动并频频得分。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亚太经合组织的西雅图会议、美欧农产品贸易谈判、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等经济外交活动中，克林顿总统和他的高级官员都在为美国寸利必夺并取得一些成功。例如：1993年底，克林顿总统倾注全力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终于险涉难关，国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这样一个拥有3.6亿人口和6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北美统一市场成为超过欧盟并与欧洲经济区相匹敌的世界上另一个巨大自由贸易区，美国从中获益匪浅；1994年1月， 克林顿总统同意推出“新兴大市场战略”即扩大10个新兴大市场：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印度、印尼、巴西、墨西哥、土耳其、韩国、南非、波兰、阿根廷等，这些地区人口占全球人口的一半，为“经济活力”地区，美国把它作为外交重点，谋求建立“互利的双边关系”，以增进各自的繁荣和安全；1994年4月，美国签署了乌拉圭回合协议，为美国创造了140万个就业机会，把美国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提高到17000美元。 克林顿总统在其第二任期的对外政策中依然保持了现实主义传统。他认为：经济因素仍在美国对外政策考虑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不仅是美国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要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先地位”。在1997年3 月，克林顿向国会提交《1997年全球贸易安排》报告中提出：“我们必须继续保持我们对世界出口猛增的趋势”、“美国对世界出口过去四年增长了35%，美国经济增长正更多依赖扩大出口，美国对外贸易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1970年只有13%，92年是25%，现在几乎达到了30%。”克林顿指出：在其他国家着手建立新的、排他性经济联盟时，美国在本世纪结束时要建立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联盟，通过加强贸易关系，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发挥美国的领头作用。他强调，美国要“在一系列贸易集团中处于中心地位，这是战略性问题。”克林顿在97年“国情咨文”中说：现在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扩大出口，特别是对亚洲和拉丁美洲这两个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出口，不然，在这些新兴地区与其他国家结成新关系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落在后面。”1997年5月， 克林顿访问拉丁美洲。98年4月，访问智利并出席美洲国家首脑会议。 此后，对亚洲各国交往频繁， 并致力于同中国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1997年4月，美国又提出促进对非洲贸易和投资的倡议。1998年3月，克林顿总统出访非洲六国。可见，美国政府正在加强对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市场及资源的控制和争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