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在历史上形成了两党政治或多党政治体制。不管是两党还是多党，基本上是左翼和右翼。它们各有自己的政治理念、政治纲领、政治战略和政策目标。它们互相对立斗争，谁得势上台，就实行自己那套办法，引导国家走自己认为正确的路。 可是，事情也并非永远如此，一成不变。 克林顿的“新哲学” 1992年，美国民主党人克林顿大选获胜，上台执政。开头两年，他仍企图实行民主党一贯实行的政策，将里根和布什的政策“向左转”，要求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实行增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但他很快就发现：此路不通。1994年，共和党控制国会后，他更感到阻力重重，难以逾越。于是，就顺水推舟，放弃了原来的计划，赞同节制政府开支，争取平衡预算，签署了停止向福利提供联邦津贴的立法等。他还于1995年10月1日在一次会议上，为1993年实行增税表示道歉。1998年初， 他又提出了29年来的第一个平衡预算。他的这一大转变，得到共和党的赞赏。然而，在美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牵制下，为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克林顿的政策不得不忽左忽右，亦左亦右。他在一系列方面恢复了传统的自由主义；而在另一些方面，则仍要求发挥联邦政府的更大作用。总之，他试图把人们长久以来认为格格不入的自由思想和保守思想融合在一起，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成功地提出了一种政府管理哲学，这种哲学超越了旧的观点。”克林顿的助手们进一步解释“克林顿主义”时，更明白无误地说：“克林顿主义”就是在新世纪到来时，人们更加关注的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而不是“左翼还是右翼”的问题。还说克林顿主义“为这个问题的探索掀开了新的篇章。这是克林顿的个人发明之一”。 克林顿政治态度的这种变化，固然与他本人特点有关。但从根本上说，乃是客观形势使然。首先，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大潮汹涌，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商品、资金流动自由化趋势加强，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如何适应这一历史潮流，加强国际竞争力的问题；其次，克林顿上台时，从他的前任继承了将近3000亿美元的创纪录的联邦财政赤字，他即使客观上要采用财政手段，发挥联邦政府的作用，也没有余地；最后，二战后半个多世纪，两党轮流执政，各自的得失成败，人人心中有数，到如今，对其经验教训，也该总结一下了。 美国人对克林顿所走道路评价不一。有人认为克林顿选择的道路，是在新的经济和社会现实面前所进行的“认真的”、“慎重的”尝试。而另一些人则把他看做是“机会主义者”和“不诚实的人”。 布莱尔的“革命” 再看看大西洋彼岸的英国。1997年，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布莱尔出任首相。他态度鲜明地提出了要革新工党的口号。执政一年多来的实际也表明，他确实是在走“超左——右翼划分”的“第三条道路”。他把这说成是一场“革命”。其目的就是在“放任自流”和“僵化的国家干涉主义”之间推出一个真正的“布莱尔主义”的管理方式。他希望他的政策是“注重实效”的，他“拒绝任何教条”。布莱尔的“革命”让欧洲的右翼感到欣慰，英国的保守党人称他是撒切尔主义的当之无愧的继承人。而左翼中有人对他默许，有人则抱观望态度。 美英正“改造”其西方盟友 克林顿和布莱尔的政治哲学和方针政策如出一辙。由于在当今西方国家中，美国经济连年发展，形势骄人；在欧洲，英国经济也称得起是佼佼者，使得美英这二位领导人更是信心十足，迫不及待地想扩大他们的“第三条道路”的国际影响。他们一方面谋求利用由中间偏左的政党控制的数目众多的西方政府的现实，把美国和英国“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战略变成国际运动。为此，布莱尔和克林顿今年曾两次会晤，讨论所谓“第三条道路”战略。另一方面，特别是克林顿，通过与西方伙伴交往的各种途径，向他们宣扬美国道路的巨大成功，怂恿、引导和鼓励他们学习美国模式，走美国道路。 这里，我们不禁想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50 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写下的一句话：资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今天，他们还在继续为此而努力。只不过今天的美国资产阶级不仅要以自己的面貌“改造”发展中国家和前苏联东欧国家，而且还要“改造”它的西方盟友。 西方国家感受的压力 其实，克林顿和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本身，如果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哲学或政治理念来看待，迄今仍然是不明确、不确定的。因此，不免使人对之疑窦丛生，人们不禁要问：当今的第三条道路，当真是一种新的政治观念吗？是不是只为争取选民的广告口号？这种“第三条道路”是有别于左翼学说和右翼学说的新学说，还是二者以不同方式相混合而成的拼盘？这种“第三条道路”究竟怎样走，才能真正达到它所说的美妙境界？还是不必追根问底，姑且试试看再说。 但无论如何，由于美国经济形势连年看好，由于美英对“第三条道路”的大力对外倾销，在欧洲经济发展落后于美国、失业率多年来在两位数的高水平上，特别是日本陷入停滞困境、难以自拔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不能不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不得不试图探索新的前进途径。在欧洲，法国总统希拉克早就提出法国要走“第三条道路”。他认为，迄今为止，欧洲“社会保障涉及的面较广，报酬增加幅度较高，但就业机会较少”。而美国“社会保障面较窄，劳动报酬增加幅度较小，而且更不平等，但就业机会增加较多”。由此可见，这两种模式都各有短长。据此，他说：“我们应该进一步寻求对付经济方面不平稳问题的另一种形式，寻求‘第三条道路’。它可以使所有人享受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成果。”但希拉克没有对他所说的“第三条道路”作具体说明。他只是说：“我们必须适应这些已经发生的变化，但又不能丢掉我们的文化和历史模式。”他要求“对欧洲模式进行改革，使其除掉日益暴露无遗的弊病”，但拒绝接受美国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