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写小说，90年代末“小说写得有点样了”(作家语)。21世纪初的几年里，李铁集束式地拿出了《乔师傅的手艺》《冰雪荔枝》《合同制老总》《杜一民的复辟》《工厂的大门》《我们的负荷》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以国企改革及社会经济体制转型为背景的小说，无论是人物、故事、情绪，还是美学风格、文本结构、情感倾向，都具有清晰而统一的辨识度。经由这些书写时代伤痕与社会阵痛的作品，李铁找到了与时代、历史对话的有效通路，确立并形塑了高度风格化的写作，圈画出竖立着醒目个人标签的文学园地。 凭借对工厂生态的熟稔，李铁通过对工业生产中“技术”的精准描写，构建起工业题材小说的职业伦理和精神内核，即工人与工厂之间通过“技术”建立的精神关联；塑造了特定“典型环境”——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计划经济渐趋衰落——中的“典型”工人阶层群像；呈现出糅合了客观平实、冷静批判与深切同情的现实主义写作基调。一方面，曾经“深扎”工厂的经历，赋予作者以历史的、线性的、内部的视角去审视和书写国企改革及计划经济转轨的“前世今生”，既深刻体察计划经济“大锅饭”积重难返的弊端以及迫切需要改变的现状，又对改革中出现的新的制度漏洞、滋生的腐败不公以及催生的人性扭曲有着犀利的洞察，避免了同类写作中“旁观式”的立场或对改革单向度的盲目乐观。另一方面，受制于自身经验及视角的“局限”，面对现实中的重重困境以及改革衍生出来的新问题，作者又选择回撤到叙事的“起点”，试图通过偶然性的因素——个体道德良知的觉醒，或“反历史”的方式——退回到计划经济“大锅饭”时代，“避重就轻”地为现实困境寻求出路，从而达到叙事的完整性。但历史的车轮是无法倒退的，这种保守的、闭合的思想路径以及文本结构，不仅削弱了现实主义写作的批判性、深刻性，也压缩了文本的认知高度和精神延伸空间。不妨说，之于李铁，现实经验既是奠定其写作根基和独特性的厚土，也是亟待捅破的限制其文学高度的透明天花板。 毋庸置疑，李铁小说属于当代工业文学谱系中低沉喑哑的声部，而那低沉喑哑中又清晰地浮现着时代的面容与个体的悲怆。李铁几乎是执拗的，执拗地试图在处于世纪之交的国企工人群体的命运中辨析出某些历史的真相，也包含着为这个群体的历史退场“塑像”的良苦用心。于是，我们便看到一幅色调浑浊、形容悲壮、意蕴漫漶的工人阶级离散时的画像： 某国有大型发电厂，孙兆伟(《我们的负荷》)满眼血丝，神情严峻，带领工人通宵达旦地在调试机组，与外商的合资谈判在即，机组达到满负荷运转是合作谈判中的重要竞争筹码，也能让孙兆伟在合资后总经理位置的竞争中抢占先机。而他的“老朋友”葛志勇(《合同制老总》)，虽然已经是合资发电厂的总经理，却夹在合资老板的利润要求与工人的利益之间左右为难，在国家利益与个人职位的博弈中亦如履薄冰。 中层干部的日子也没比厂级领导强到哪去。刚刚上任的工会主席赵吉(《梦想工厂》)和水班班长杜一民(《杜一民的复辟阴谋》)为下岗职工的问题而焦头烂额。赵吉的计划是筹建一个“梦想工厂”，安置被分流下岗的职工，正当准备大展拳脚时，却发现“暗礁”重重、“陷阱”连连，领导所谓的支持不过是利用“梦想工厂”的计划，将计就计处理不良资产，甩包袱。杜一民也在精心酝酿一场“复辟”。20年前，他积极建言体制改革，后来引入竞争机制调动工作积极性；企业合资提出减人降耗后，他却绞尽脑汁希望“复辟”回到“大锅饭”，保住工人的饭碗。 工人们也打着各自的算盘。聪明绝顶、技术过硬、对工厂生产了如指掌的刘志章(《工厂的大门》)怎么也想不到，过去都是他出题考核决定工人的去留，今天却轮到自己要通过答题考核才能免去所谓的事故“责任”，而事故的真正“责任”却并没有人去追查。更不走运的是焊工班的刘洪力(《安全简报》)，勤奋、严谨、技术出众的他在一次常规生产操作中“意外”丢了性命，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现场目击者和当事人纷纷更改证词，把责任归咎于死者自身，最终安全简报和事故鉴定延续“惯例”完成——“责任者：死者本人”。至于那些像志勇、小罗等能力技术一般的普通工人，更是人心惶惶，也可以说人浮于事。 所以，无论是退休女工乔师傅(《乔师傅的手艺》)硬闯招待所见合资老板，还是光华厂下岗女工春兰(《花朵一样的女人》)往厂里打电话举报供应商以次充好，都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多此一举。而乔师傅不但当着老板的面痛陈工厂管理弊端，还亲自带病上阵“直大轴”，①直至倒下。那边春兰揭发供应商的“义举”虽然让她“心里、神态都轻松了很多”，却也导致丈夫丢了工作。工人对工厂一厢情愿的忠诚与热爱，被现实狠狠地嘲弄了一番。 效益下滑、负债累累、内部腐败、危机四伏，是李铁这一系列小说中所呈现的工厂生态；上到工厂高管、中层干部，下到普通工人，无一例外地都笼罩在惶惶不安、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情绪状态中。李铁的小说毫不犹豫地打碎了20世纪90年代国企最后的一丝光环，将内忧外患中的庞然大物定格在日暮西山的历史时刻。用不算短的文字和“清明上河图”的形式，梳理李铁小说的故事情节，并无意于用概括总结的方式呈现其文本的共性，而是意在指出，这些人可能是当代文学史中工人阶层最后的群像，无论是之于当代文学史，还是新中国工业发展史，这样的情状都具有转折性节点意义。毫无疑问，杜一民、乔师傅、刘志章们生不逢时，他们没有赶上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和工业建设的“红利期”，也没有共享到自由经济所允诺的财富、权利、自由等现代化“福利”，反而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转折中几乎被甩出原定的生活轨道。在这场以“现代化”名义重组的历史变革中，作为改革“阵痛”的承担者，工厂和工人群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便具有了历史“中间物”的意味。于他们之前，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后革命语境中，年轻的工人阶级与新生的共和国互为镜像，工人阶级是共和国对新的历史主体的荣耀性命名，工业现代化是共和国兑现革命承诺的想象性表征。工业题材文学也“天然”地具有了“先进性”的内涵，并相应地被置放于当代文学重点打造的位置。于他们之后，精神共同体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几近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作为个体的企业员工或“打工者”，21世纪后的文学史脉络中，传统意义上的工业题材文学也再无生长的土壤和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