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22)02-0020-08 王林(1909-1984)、孙犁(1913-2002)，年龄相仿，交集很多：王林出生于衡水县，孙犁出生于安平县，是相距不远的衡水同乡，家境同为小康；抗战期间，王林与孙犁同在冀中从事文艺宣传工作，曾合作编了《冀中一日》①；1949年后，又同在天津文化系统工作。②他们经历相似，互为对方的“镜子”，有不少可以“对读”之处。王林去世后，留下数量不菲的日记等私人文字，均未发表，现在已经逐步得到整理、面世。其中，涉及孙犁之处颇多。2019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王端阳、冉淮舟编辑的《王林日记辑录之一：我与孙犁四十年》，辑录了日记中关于孙犁的叙述。王林日记中最早提及孙犁是1938年，最后一次是1984年，记录了两人四十年的交往，无意中从个人角度，披露了孙犁生活、感情各方面的一些内容。孙犁健康情况一直欠佳，尤其是在1956年一次“生病”后，搁笔多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当下研究中，孙犁这次“生病”的始末和意义，引来不少关注，众说纷纭，可称“孙犁之病”。笔者注意到，出自对朋友的关心，王林见到孙犁后，经常在日记中记上几笔，而这些材料正好可以成为重新认识孙犁“生病”的佐证。本文拟以王林日记提供的材料为中心，反观有关“孙犁之病”的研究，补充、修订此前的一些观点。 孙犁是喜欢谈论自己病情却高寿的现代作家之一，这与他自幼身体不佳有关，也表明他对健康问题十分敏感。1956年的“生病”是孙犁生平、创作中的一件大事，直接把他的写作截断，分成前后两期。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九五六年大病之后，就几乎没有写。加上一九六六后的十年，我在写作上的空白阶段，竟达二十年之久。”③作为一种“疾病的隐喻”，称自己“精神衰弱”，无法工作，就带有某种“托病拒绝”的意味。故而，“孙犁在1956年的再次犯病对于研究者来说，应该是一个极具张力和阐说空间的事件，对于它的研究将会为人们更深入地解读孙犁提供更多的可能”④。易言之，要讨论孙犁前后期写作问题，可能无法绕开这场1956年的“生病”。 “孙犁之病”有一个标志性事件。1956年，孙犁在家摔了一跤，情况是：“一九五六年的三月间，一天中午，我午睡起来晕倒了，跌在书橱的把手上，左面颊碰破了半寸多长，流血不止。报社同人送我到医院，缝了五针就回来了。”⑤显然，这是一次严重事件，幸亏只是碰到面颊。事后，孙犁必定惊出一身冷汗。至于原因，孙犁没有说。王林日记中，提供了另外一些细节。1956年4月4日载：“晚到孙犁同志处看，他上星期四因劳累，午睡起床小便后晕倒，把左腮跌破，尚未检查出究竟是何病。可能是贫血，也可能是煤气(生了炉子，但有烟筒)，这两种病症状相似，所以尚未断定何因。身体是作家走入生活浪潮的本钱，这事对老孙的锐气挫伤不小!”⑥王林是孙犁老友，闻讯赶来慰问，并记下了所获悉的情况。从他的日记可知，孙犁3月29日摔倒，且做了一番身体检查，并未找出原因。如果是贫血，通过抽血检验能查出来，可见并不是；如果是煤气，就是一次意外。很快，这件事不了了之，因为孙犁出门游玩一番，旋即又投入了工作。差不多两个月后，1956年5月31日，王林日记说：“接到孙犁同志信。他已于二十一日返津，封锁消息修改《铁木前传》了。”⑦也就是说，摔伤后一个多月，孙犁身体已经无碍，正常工作了。《孙犁文集》中收录了这封信，其中说到：“你费心为我写的赴青岛介绍信，从济南、上海旅行一次，又回到天津，我才收到。这因为你廿二号写的信，我廿一号已经在晚上回到家里了。我此次只到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四处，总结起来用散文的形式说是：花钱、受累，看风景；用六朝文体说是：徜徉于山水之间，奔波于车站之上。在济南玩得最好，南京较次，杭州虽系高潮，但因已非常疲惫，没有玩好，上海则因非常不惯，急于离开了。(住在国际饭店，那种生活方式，实在使人精神衰弱。)”⑧单就这封信的描述看，虽然摔伤，但孙犁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出外游玩一次，精神状态不错，就是还有“精神衰弱”现象。也能看出，孙犁、王林关系融洽。 1956年5月孙犁还在旅游和工作，可见健康状况尚可，但到了是年秋天，却急转直下。孙犁曾在《病期经历》中有过描述：“一九五六年秋天，我的病显得很重，就像一个突然撒了气的皮球一样，人一点精神也没有了，天地的颜色，在我的眼里也变暗了，感到自己就要死亡，悲观得很。其实这是长期失眠，神经衰弱到了极点的表现。康濯同志来天津看我，就很伤感地说：‘我给你编个集子，还要写一篇长一些的后记。唉，恐怕你是看不到了’。”⑨康濯认为孙犁病得很严重，甚至将不久人世，可见其病情之一斑。孙犁为什么5月底还在修改《铁木前传》，到了秋天就觉得来日无多了呢?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很多研究者把3月底的摔跤和秋季的病重当成了一回事，因为孙犁的回忆语焉不详，且二者时间相差无几。如《孙犁传》就认为，孙犁摔跤后，“从这时起，长期劳累的身体终于暴发为一场大病，而且一病十年”⑩。王林日记解开了上述问题的谜底，原来是孙犁体检出现了状况。王林日记1956年6月5日载：“何建平同志一早去承德，留纸条说：‘林间同志……说孙犁同志昏倒的事倒不严重，麻烦的是他有“肝脏硬化症”，这病没有告诉他本人。……’前年干部普遍查身体，说他肝有下垂现象，他就紧张了一时期，如听到这诊断，精神上不知道增加多大负担了。”(11)这个事件，此前未被披露。 肝部出现硬化现象，是对孙犁的重大打击。王林说到的“前年干部普遍查身体”，是指1954年，当时孙犁被查出有肝下垂问题。王林日记也记载了这件事。1954年7月9日日记说：“检查身体说他有肝涨大的迹象，已抽血做最后的诊断。这问题对他也是一声警钟。一向我对他的身体担心。”(12)7月10日说：“孙犁同志午后来，说他检查结论只是肝部稍显下垂，但不为患。几天对他的精神压迫(甚至于影响到他失眠)算解严了。”(13)可见，1954年查出肝部有问题，幸而问题不大。从王林的描述看，孙犁很担忧身体状况，不然也不会转天特意来相告无事。时隔两年，还是肝部问题，且更为严重，加重了孙犁的心理负担。资料显示，“肝硬化是一种常见的慢性进行性肝病，系不同原因引起的肝脏慢性弥漫性炎症，或广泛的肝实质变性和坏死继续发展的结果”(14)。在1956年，从医疗角度说，治疗肝硬化并无特效手段，主要是保肝和抗病毒治疗，而该病如果引起并发症，会导致死亡。从王林记述看，之所以查出肝部问题却没有对孙犁如实相告，可能有两个因素，除了疾病较为棘手，还因孙犁对健康极为敏感。1954年，孙犁得知肝部涨大，引发失眠等“精神压迫”，后来得知误诊才“解严”，而这次却被查出更为严重的肝硬化，令工作人员担心他是否能够承受。王林日记说孙犁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有“肝脏硬化症”，或有可能。但孙犁不可能一直不了解病情，后来肯定是知道的。王林得知孙犁病情，可能告诉过其他朋友。1957年2月的一则日记，能看出王林的心态：“昨午到家，五时多到招待所看孙犁同志，他正与李亦局长谈。杨循及孙的老婆也在场。孙对我态度似很冷淡。这可能是他对我传出他的病状(按何建平同志写的条)有反感——我这是否也是过敏?”(15)在王林看来，孙犁态度有变，原因是责怪他传播自己病情。毕竟孙犁当年刚过43岁，患此恶疾，又心思细腻，有些忌讳也很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