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43(2022)02-0060-10 DOI：10.19867/j.cnki.writing.2022.02.007 中国抗日战争由“八年”延展为“十四年”，在完整地还原了抗日战争全过程的同时，也凸显了东北在抗战中的重要性。从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文学视角看，东北抗战文学作为东亚抗战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亚洲抗战文学的先驱，同时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开创者。十四年抗战史的建立，也为重构中国抗战文学史谱系提供了新的契机。 最早把日本侵略者践踏下的东北地区，挣扎在黑土地上的东北人民展现给世界的自然是萧军、萧红和端木蕻良等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作家。一方面，他们把关外遥远的风沙和东北农民的苦难、倔强与抗争呈现给关内的文坛；另一方面，东北流亡作家群及其笔下的东北书写也成为以鲁迅、胡风、茅盾为代表的整个中国文坛乃至世界遥望东北的一扇窗。“窗”固然是观望风景的重要装置，但“窗”也必然成为限制，成为描述全部风景的局限。或者说，东北流亡作家群只描绘出了抗战时期东北现实图景中的一隅，而当他们流亡到关内之后，“窗外”还有更为广阔、更为复杂的景观等待在地作家的体会和呈现。这些没有机会或者没有意愿流亡到关内的在地作家，无论他们愿意与否，都必须直面殖民者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高压。当时日本侵略者奉行“官制文化”，严密控制文艺宣传机构，垄断统制出版业，严格限制创作内容。在一些准官方杂志中根本不能发表不符合“时局”的言论，许多允许出版的杂志如《麒麟》《新满洲》《明明》《艺文志》等，也只能刊登一些迎合“时局”与“国策”的粉饰文学，爱情、武侠、侦探小说及实话秘话谜话等通俗文学作品，一些远离现实、展现内心思绪的作品或一些题材“无害”的作品，等等。这些限定共同构成了当时东北文坛的铁框，描写农民挣扎或者抗争的文学作品，必然成为日伪严格审查的对象。因此，陷落在黑暗殖民统治中的广大农民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并没有得到大面积的书写。但是，东北在地作家对农民的有限书写仍呈现出了与东北流亡作家群迥异的风貌。在日伪的层层监察下，他们迂回曲折地描绘了在日寇侵略下黑土地上的东北农民，展示了“窗外”更为广袤的风景。 一、“弱民”与“复仇者”：东北在地作家对农民苦难的真实揭露 乔治·拉雷恩说：“在文化碰撞的过程中，权力常发挥作用，其中一个文化有着更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基础时尤其如此。无论侵略、殖民还是其他派生的交往形式，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①在日伪当局严密的文网控制下，面对日本文化的疯狂输入以及日寇实行的种种文化殖民政策，东北在地作家在逼仄言行空间中，被剥夺了在文学中直接表达反抗的权利，只能采取隐晦曲折的方式，在日伪控制的间隙发声，这种清醒的抵抗意识也呈现在对农民的书写中。1938年疑迟在短篇小说集《花月集》的前言《关于我的创作(代序)》中就阐述了他的创作起因：“在这以前的一段时间里，我怎样被无聊的妄想缠住了自己的灵魂，又怎样吞吃着麻醉的药品来驱除荒原般的寂寞……同时我的听觉里，充满着那些被寒冷逼迫的哀号和哭叫。再加上自己心里的疑惑与服药的痛苦，情绪便几乎整个地陷进没顶的深渊里……然而谁又甘心永远这样地活下去呢!”②东北农民所处的黑暗现实使每个具有民族意识的作家都无法缄默。因此在道德良知和民族情感的驱使下，不甘于“沉默”，以“文学发声”是他们暴露农民苦难创作的基本心态。不同于东北流亡作家群轰轰烈烈的革命情绪及对觉醒抗争农民的直白书写，东北在地作家在暴露农民苦难生活的创作中始终饱含着一种挥散不去的沉重与压抑。他们在“言与不言”的身份困境与现实抉择中，无法直接描绘农民的觉醒与抗争，但是血腥的黑暗现实使他们无法压制心中的愤懑。这些翻涌着热血的东北在地作家，面对民族的灾难，自觉地转向了对农民真实苦难生活场景的再现。他们以在场见证者的身份去书写农民，还原在日寇铁蹄践踏下黑暗的社会现实，展现了一幕幕血与火交织下的惨境。 “死亡”与“出走”是东北在地作家苦难创作的母题，他们没有对苦难进行全方位宏图式的展示，而是将目光集中在农民个人的悲剧中。在这样一个由恶棍乡绅、流氓恶霸、汉奸懦夫与孤寡老弱组成的悲惨世界里，作家们描摹了两类典型农民：一类是承受着苦难和悲剧命运的“弱民”，他们被繁重的苦难压垮了身心，成为一具具游荡于荒原的行尸走肉；另一类是历尽险恶，不堪凌辱而奋起反抗的“复仇者”，他们凭借着一腔孤勇和热血反抗威权。当然，受制于作家当时所处的现实高压环境，这些书写并没有展露出具有民族反抗色彩的斗争意识。 (一)沉重苦难压垮下的“弱民”形象 山丁、古丁、小松、王秋萤、疑迟、田兵等东北在地作家以一种“入于其中”的深切书写，将经济侵略与政治欺压融于创作，塑造了东北广袤大地上家破人亡、无家可归的“弱民”形象。作家们通过描绘底层农民在经济侵略和政治压迫下背井离乡以及走向毁灭的惨剧，展示了在日寇侵略下东北这片广袤肥沃的黑土地备受蹂躏的真相。山丁作为提倡“描写真实”“暴露真实”的乡土文学代表作家，如其小说集《山风》(1940)序言中所言：“摆在眼前的许多悲剧的场面，啮噬着我的良心。”③于是“展现弱民的悲哀”就成为作家宣泄压抑、表现民族意识的一个出口，描摹农民的苦难由此成为作家确认自身文化身份的一种方式。提倡“写印主义”的古丁也曾谈到他的创作缘由：“理论呢，我不敢梦；因为倘有的话，该是官准的东西，有若无!总之，文人多少要守一些节操，也不妨独自开拓一条各自的文学道。文学终非政治，涂成清一色的企图该会萎缩文坛的。”④无论是山丁所提倡的“乡土文学”还是古丁所提倡的“写印主义”，实际上都包含着对抗“粉饰堆砌的氛围”的目的。“一篇作品里，倘然不能流露着对人生的热意，不能把握着所有的人底内心的真实；而尽是些以摩登少爷和漂亮小姐为主人公的：一见生情，于是同居，终而破离的琐事的随录。题目纵然是摩登和漂亮的‘邪乎’，是什么‘慧英三部曲’之类。那结果只能告诉人们片断的象牙塔内的生活方式。我们不能预见它能给读者什么好的影响!”⑤作家们正是希望以书写这些被沉重苦难压垮的“弱民”的真实悲剧来对抗当时文坛浮躁、虚假的创作风气，从而整顿和肃清混乱的文坛，使新文学在与消闲、粉饰文学的竞争中重新占领文坛中心，打破侵略者所造就的“文化幻象”。 这些有良知的作家在那“精神的不聋而聋，不哑而哑，同时爱而不能爱，憎又不能憎”⑥的畸形生活中，揭示着“弱民”的三类悲剧：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农民的破产、政治压迫下农民的蒙冤受难以及政治经济双重压迫下的家庭悲剧。一个个“弱民”悲剧的再现，真实凸显了日寇侵略下农民生存空间被步步掠夺、挤压的悲惨情境，直接暴露了农民从有地到无地的困境，从幸福到不幸的过程，控诉了侵略者的罪恶，表达了对农民的同情与怜悯。东北沦陷前期，耕地众多，农业资源丰富。自从伪满洲国成立后，日伪千方百计地进行财力掠夺，用尽各种办法向东北人民搜刮资金，同时不断地增加地方的苛捐杂税，给广大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石军的《麦秋》(1939)和老穆的《马成骏》(1939)就讲述了赵疤头和马成骏这两个辛勤劳作、努力付出的农民因层出不穷的租税而负债累累的悲剧。这两部小说记录了农民在日本经济侵略下的悲惨现实生活，他们在伪满洲国勤勤恳恳，却无法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在经济侵略下只能走向消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殖民者构造的“王道乐土”的神话。在作家山丁眼中，乡土社会是农民的地狱，充满了无数的苦难。他的小说《山风》(1938)就充分展现了在外国资本的操控与天灾的双重叠加下，农民面临的是拿出祖传的土地证书作借款抵押而无他路可走的绝望境地，这与当时日本侵略者垄断粮食市场所造成的中农破产、雇农离散的真实情境相吻合。古丁在《玻璃叶》(1936)中则用冷酷的笔触描绘了霍二虎一家在经济压榨下被黑暗社会吞噬的惨剧。在人造丝对蚕丝市场的冲击下，霍二虎的双亲和儿子相继饿死，“二虎他妈拧不动了，倒在半道上死了，是累死的呢，还是饿死的呢?死了就死了罢，二虎就放下了扁担，用手培土，培成了一个土馒头”⑦。他的父亲霍有金去世时，无人落泪，因为山上山下，天天不知有多少人这样死掉。作品最后，与霍二虎相依为命的妻子也被骗到城里做了妓女，霍家家破人亡。作家勾勒出了一幅集中了贫穷、饥饿、疾病等苦难的惊心动魄的人生图景。在这幅图景中，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在日本大规模经济掠夺下农村的破产衰败，精神冷漠与荒芜成为生活其间“弱民”的真实写照，这也正是外来资本侵略下人性异化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