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我想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当代歌词是否应该进入文学史，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现在还没有被写进文学史是为什么；二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歌曲建构了怎样的时代想象，歌曲和我们日常生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两个问题都不深奥，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由作出回答。但是，越是看似常识的问题，可能越容易被我们轻视，越容易回答得似是而非。思考这个“精英阶层”不屑的问题，恰恰是缘于“精英阶层”的一次“微信狂欢”。2020年11月某一天，在当代文学研究一个群里，郜元宝教授转发了歌手王琪创作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的音乐视频。然后群里很多人一遍遍地转发。那一夜，是当代文学界的大众文化的狂欢节。我还没有见过这个从事“高端”文学研究的学术群体，对一首典型的大众文化歌曲如此的倾心甚至膜拜。大牌教授们说了许多“深受感动”的话并且持续了很久。2021年8月19日，洪子诚老师突然给我发了一个音乐视频罗大佑的《明天会更好》，并留言“一起回到明天”。蔡琴、苏芮、齐秦、费玉清等明星歌手把我带进了久违的1980年代，眼里突然满含泪水，内心的感动难以言表。 洪老师对音乐的鉴赏力一直被我膜拜，他为周志文先生的《冬夜繁星——古典音乐与唱片札记》写的序言，以及《亲近音乐的方式：读吕正惠的〈CD流浪记〉》和随笔《与音乐相遇》，显示了他深厚的音乐修养和古典的音乐趣味。但他对大众音乐如《明天会更好》同样没有排斥。当然，这与时代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这样的场景当然不是第一次。记得1980年代，当金庸的小说风靡文化市场时，现代派文学在严肃文学界也大行其道。那些白天大谈现代派文学的批评家们，“腋下”也经常夹着金庸的小说。这个场景不是讽刺，我愿意将其理解为对时代文化和个人趣味的不同表达。三十多之后，学界的精英们放下了身段，敢于面对也坦然承认大众文化的魅力。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一、歌词与文学史的关系 四十年来的文化时间里，率先承认歌文学性的，是谢冕先生。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他和钱理群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第七卷1980年代诗歌卷里，第一次将崔健的《一无所有》作为经典选入。这来自于谢冕先生的判断力，就像1980年，他率先支持了“朦胧诗”一样，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的眼光。这个选择在当时引起了反响；陈思和在1999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曾专辟一节讨论《一无所有》，肯定其“在艺术上达到了堪称独步的绝佳境界”。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认为歌词已经写进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无论是谢冕先生还是陈思和先生，他们选择崔健的《一无所有》或辟专节讨论，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个别事件”，并不具有普遍性。因此，歌词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仍然没有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讲述范畴。 关于当代歌词是否应该进入文学史，一直在讨论。但这些讨论始终以微弱的声音处在学术的边缘，并没有真正引起当代文学史家的重视。参与讨论的既有文学专业的学者，也有音乐界业内人士或词作家，比如乔羽等。但是，如果文学史家不介入讨论，或者歌词创作一直不在当代文学史家的视野里，讨论的规模无论大小作用都不大。这也可以看作是“文学史权力”之一种。一个典型的事例，是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傅宗洪2010年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现代歌词与大众诗学的现代重构》。傅宗洪希望他的论文能够加入洪子诚老师主编的“新诗研究丛书”。我将书稿推荐给了洪子诚老师。洪老师看完书稿之后，写了长长的意见。洪老师信中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对现代诗，确实存在忽略歌词研究的现象。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部分原因可能来自“歌词”与“现代诗”(新诗)之间的暧昧关系。1950年代以来，文学、诗歌刊物也常有开辟“歌词”的栏目，但是它的地位、性质，并未获得共识的认定。究竟是新诗(现代诗)中的一种“体式”(类型)，还是只供作曲家谱曲用的文字底本?它对新诗是否存在或应该发挥积极影响，过去也很少讨论；“歌词”是否具有独立的“类型”意义，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能成为“抒情文学种族”中“重要抒情话语类型”(论文提出的论断)，这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而是需要讨论的问题；精英、知识分子立场，孤芳自赏需要反省，警惕，但“大众”“庸常生活”“民间”也是鱼龙混杂，不必迷信(“大众”“民间”概念的复杂性，1990年代后期以来已经有深入研究)；“启蒙”需要反思，却不一定就“过时”；“五四”有需要走出的“阴影”，但其“文化光辉”仍值得记取，尤其在中国社会整体精神滑坡的今天。①这封近三千字的信，一方面反映了洪老师对学术工作的认真负责。作为主编，他逐字逐句地阅读了这部博士论文的全文，坦率地提出了他的看法；一方面，讨论的具体对象虽然是一篇博士论文，但也充分地表达了洪老师对歌词与新诗关系的基本看法。或者说，洪老师虽然没有专门讨论过歌词与新诗的关系，但这个关系一直在洪老师的视野之中。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之内，甚至可以说，关于歌词与新诗关系的讨论，就学术性而言，还没有达到洪老师这封信的深度。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洪老师的这些看法就是唯一尺度，洪老师自己也不会这样认为。 但事情的全部复杂性可能还不止洪老师提出的一些问题。如果以文学史的眼光讨论问题，可能还要复杂得多。比如诗经、乐府诗、宋词等，原本都是歌词，都是可以谱曲歌唱的。由于古代记谱方式的局限，使这些谱曲难以流传，今人很难还原而只有“歌词”流传下来。比如《诗经》，风是十五个诸侯国的民间歌曲；雅是宫廷里的正统音乐，天子赐酒宴饮前唱的；颂是祭祀时演唱的。比如乐府诗，汉代有专门管理乐舞演唱教习的机构，称乐府。乐府初设于秦，是当时少府下辖专门管理乐舞演唱教习的机构。公元前112年，正式成立于西汉汉武帝时期。乐府的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它搜集整理的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比如宋词，宋词是一种相对于古体诗的新体诗歌，是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宋词有长有短，就是为了更便于歌唱。因是配合音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长短句等。所谓“词牌”“曲牌”，显然都与音乐有关系。元曲原本是民间流传的“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等等。这些无论雅俗的词曲，都是可以演唱的，经过历史化和经典化之后，这些曾经的“歌词”无一遗漏地走进了文学史，并且成为文学经典，成为我们引以为傲的文学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