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新加坡的执政党，它从1959年新加坡获得自治以来至今一直执政。它先是领导新加坡人民开展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且最终取得胜利，于1965年独立建国。从此，它又领导新加坡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要研究和了解新加坡经济是怎样起飞的，首先必须了解这个国家的执政党，尤其是要了解这个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人民行动党的老一辈的理论家拉贾拉南（曾任政府第一副总理和外交部长）把行动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叫做“新资本主义”。拙文试图对这种“新资本主义”作一些肤浅的分析。 一、政治思想 1.廉能政府 廉能政府的理论基础是精英主义。精英主义，又叫专家治国，或叫技术统治。它的核心是鼓吹为政在人，新加坡的前途和命运取决于少数精英人物，治国者必须是最优秀的人才。“选择专家治国论者为未来领导，部分地是由政府所面临的任务的性质决定的。它的经济发展政策的成功不仅依靠一般的政治鼓动和竞争来维护，而且还依靠复杂组织的有效作用来维持，这就需要专门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协调。而专家治国论者是完全够资格为此作出贡献的，因为他们具有技术管理方面的知识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技能。挑选专家治国论者作为未来的政治领袖，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竞争对手候选人的相对缺乏。”（注：R.S.米尔恩：《东盟国家的专家治国论者和政治》，《东南亚研究资料》，1984年第4期。） 精英主义理论的落脚点，是要建立一个“好政府”。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成功，关键在于有一个好政府，建立一个好政府，是他执政几十年一直在追求的目标。什么是好政府，李光耀指出，关于好政府这个概念，东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下有不同的理解，西方国家比较重视个人的自由，因此往往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而亚洲人的理解则是完全不同，亚洲人比较看重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和纪律。 李光耀认为，亚洲各国人民都在追求建立一个符合上述条件的好政府，曼谷1992年5月间出现的几百万人的街头抗议活动， 其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个真正民选的政府，泰国人民并不在乎政府是民选的还是发动政变上台的，他们追求的是一个廉洁的政府。“1992年5月， 曼谷的七、八百万人民向军人政权表示愤怒，而在一年前，却对该政府所发动的政变表示赞同。曼谷人民反对泰国前首相苏进达，并不是因为他不是民选，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军人本身不廉洁，而他们所要的正是廉洁的政府。”（注：《联合早报》，1992年11月21日。） 李光耀指出，建立好政府的关键，是这个国家的领袖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念和责任感，“身为领袖者，无论是否民选，都必须要有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信托人意识。传统上的族长都是专制的，甚至是独裁的，但他们对于本身的部族都有责任感。”（注：《联合早报》，1992年11月21日。） 2.摒弃西式的民主 李光耀认为，实行民主政治必须结合本国国情，树立与本国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民主观。李光耀坚决反对西方国家向新加坡和其它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的做法，他认为，民主政治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种东西。好几百年的实践证明，只有欧美几个国家的民族性格和国情适合推行欧美式的民主政治，首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至于亚洲国家，目前完全没有实行西方式民主政治的条件。李光耀指出，要使民主政治能够正常运作，而不会经常打断，有关国家的人民必须“首先必须培养一种文化习俗”。在这种文化习俗中，互相竞争的集团能够自行通过互相让步、妥协而不是暴力，求同存异，协调彼此的分歧与冲突。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人民必须达到相当高的教育水平与物质生活水平，还要一个人数相当多的中产阶级。 李光耀还把民主政治分为西方民主政治和东方民主政治。前者的核心是强调监督与制衡，强调个人自由，其特点是“重权利，轻责任和轻义务”；后者的精髓是强调个人服从社会和国家，强调政府的作用，强调为了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有时候就需要将个人的利益和自由转让出来，甚至作出牺牲。李光耀指出，西方式民主政治是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并不一定适合每个国家。新加坡是一个亚洲国家，是典型的东方社会，因此，在实行民主政治时，一定要考虑到两种社会、两种文化的差别。新加坡必须推行符合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习惯的民主政治，而决不能照搬欧美式的民主政治。李光耀认为，新加坡要的是“带有家长制倾向的东方式民主主义”，“美国不应该把本国的民主主义强加给他国”。 李光耀以及与他同时代的领导人尤其强烈反对西方的反对党政治，认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一党执政是由新加坡的国情所决定的，一些青年盲目崇拜欧美国家多党政治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李光耀等人指出，新加坡实行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的模式是有充分理由的： 首先，新加坡没有适合两党制或多党制生存的文化基础。 其次，一党执政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网罗和收集人才，防止人才的浪费。 再次，反对党政治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现任总理吴作栋也对当前一些年轻人盲目崇拜西方民主制度提出批评，他指出，新加坡国情不同，新加坡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新加坡必须实行符合亚洲价值观的“托管式民主”，而不是西方那种“社会契约式民主”。吴作栋认为，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民主和政治制度不符合新加坡的国情，在这方面，新加坡可以向日本学习，借鉴它的经验和制度。“在过去十年，我和我的同事观察到西方国家越来越不负责任的新闻媒介、过度的个人自由主义和错误的福利政策对他们带来了伤害。我们因此决定采用比较合适我们的日本制度。日本是一个亚洲社会，具有很多可以与我们沟通的价值观。他们的反对党不会对国家造成破坏，日本的新闻媒介享有自由也负责任。他们懂得维护和促进国家的利益，他们不会为了提高销售量、收视率或广告收入，而不顾国家的利益，不惜对国家造成伤害”。（注：《联合早报》，1995年8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