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加入全球最中心的城市行列，随着时间推移，许多城市在全球网络中的中心化程度日益提高。中国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和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①大卫·哈维在2020年出版的《反资本主义纪事》中认为，与全球其他地方相比，中国转型的速度最快、规模最大。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发展出全新的生活方式，特别是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②而一个新的趋势愈加清晰地展开——世界城市格局正在“东升西降”。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容器，也是观察现代文明动向的窗口，城市的文明程度反映着一个国家总体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在过去的200余年间，在工业革命中崛起的资本主义城市以资本逻辑为根本驱动力，依靠工业化生产一路高歌猛进，创造出现代世界的规则体系和价值体系。从欧洲孕育出的西方文明被赋予普遍意义，西方文明以外的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只能自愿或非自愿地遵循西方的通用标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文明恶果，认为尽管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它却迫使一切民族推行所谓的文明，即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③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只是资本主义发展和扩张的早期阶段，它所产生的痛苦和灾难还并不十分明显，直到20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工业城市走向没落成为世界范围的普遍现象。西方城市危机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以西方文明为内在规定性的时代正在走近临界点，同时意味着以某个单一文明或特定价值为指向的文明类型难以继续发挥效用，一种新的、从全球立场出发的、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秩序正在形成。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本文研究提供一种观察城市文明更迭的视角，即从人的本质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阐释城市文明中国转向的可能性。 一、关于文明概念的辨析 要阐释城市文明，首先需要理解文明的概念。尽管文明一词可以描述遥远时代的社会，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Mesopotamia Civilization)，但它的出现和广泛传播不过是200多年前的事情。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文明(civilisation)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是启蒙时代产生的新词。④维克托·里克蒂·米拉波(Victor Riqueti Mirabeau，1715-1789)1756年出版的《人类之友》一书中首次提到了文明，用于表示高度的社会教养及其行为规范。 最早对“文明”研究发生兴趣的大概是人类学或民族学。由于欧洲扩张，探险者们的旅行报告为西方学者提供了最新的一手资料，又恰逢启蒙运动给西方思想界带来崭新的精神面貌，当欧洲人与生活在美洲大陆上的“他者”相遇时，激发了他们对“他者”形象的强烈认知欲，急于想要对自身和“他者”之间的差异做出解释。如格奥尔格·福斯特(Johann Georg Adam Forster，1754-1794)的《环球旅行记》(Voyage Round the World，1777)就用“文明”表达两个意图：一是思考“他者”的方式；二是指具有普遍意义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文明一词的内涵开始具体化：在文明概念中既能看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特征，如达尔文用进化论阐释种族主义与文明的关联，并评论说进步是西方观念，东方人没有，⑤又如亨廷顿用“文明冲突”理论阐释全球政治格局的复杂趋势；也能看到人类对理想社会生活的热切追求，如莫斯所言“文明是人类所达到的全部成就”。所以说，文明概念的具体化含义是顺势而变的，正如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1923-2016)所概括的：“文明概念是社会构建而成的。”⑥当“文明”一词进入历史学或历史哲学家的视野，他们则倾向于将文明作为研究历史的单位，如汤因比对各个文明形态进行比较研究，致力于解释各个文明形态的起源、生长、衰落、解体的一般规律。在历史学范畴，文明概念还有一重特殊含义，即与现代性承载的意义联系在一起。文明意在表明开启了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新时代。当文明一词与“西方兴起”的宏大叙事(利奥塔语)关联到一起时，西方文明作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合法性地位便不可置疑地确立起来。但显然，这并不能代表西方文明是文明的应然面目，只是文明被占有文明话语的那股力量(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掌控。此外，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对“文明”研究都有所涉列，甚至学科之间多有交叉。所以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才说，对文明的阐释，需要所有社会学科协力合作。 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关于文明的阐释主要从认识论出发，如卢梭认为文明导致了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和道德败坏，迫使人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又如摩尔根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认为文明诞生的两个标志是私有制的出现和文字的创造。到了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文明不仅仅用于区别“他者”、建构意识形态、表达良好的道德情境和普遍意义，在此基础上又多了一重实践维度的理解。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对文明做系统的阐述，但他们也的确注意到文明对于那个时代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的革命性阐释就在于文明总是与社会生产相关联，如恩格斯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⑦当然，马克思也批判了文明进步的局限性，认为文明的成果被资产阶级占有，文明只是增大了他们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⑧需要注意的是，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中，文明不是作为历史的目标和指向而存在，文明只是与社会历史进程同步的结果。当文明被具有剥削性质的生产方式占有，文明本身也就具有了剥削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⑨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明是以被动的姿态展现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相反，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就在于人的自身的发展。 城市的演进展现了人类从蒙昧状态到繁衍扩展至全世界的历程。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认为，“城市从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它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⑩。芒福德还表达过这样一种规律性，即人类文明的每一轮更新换代，都密切联系着城市作为文明孵化器的载体的周期性兴衰的历史。人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本身就是历史性的存在，而历史是由人的社会生产活动创造出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与文明形成、发展的过程是同一个过程，创造历史就是创造文明。也就是说，文明是一个生成过程，人的社会生产活动创造历史的过程就是文明生成的过程。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暗含着一条揭示文明演进动力与规律的线索，人作为社会生产的主体是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主线。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是实现文明更迭的前提基础，人的本质的不断实现构成文明更迭的内在动力，由人的对象化活动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共同构成文明更迭的可能性。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明不再是观念领域的事情，而是将其归之于实践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