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生活的一个非常奇特却普遍的事实是：拥有不同价值观、社会地位和道德规范的现代主体不约而同地感到时间紧迫、疲于奔命。这或许最为准确地展现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多数行为主体的日常困境：在财富和技术极大丰富的今天，人们却于时间上捉襟见肘。事实上，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将自我和他人对我们的合理期待变成了我们必须履行的义务，而不能履行这些义务将会在某些情况下陷我们于不利之地。毫无疑问，解决时间困境对于我们争取美好生活的全部努力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想要)如何生活实际上就是我们(想要)如何分配时间。因此，令人苦恼的问题是：今天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这种上升加速的逻辑是如何与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联系在一起的？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如何寻找到迈向美好生活的正确道路？ 首先，我将分析导致现代社会卷入这种持续增长、加速和创新相互交替的上升性循环(escalatory cycle)的结构性特质。其次，我认为存在两种关于增长的文化内驱力(cultural imperatives for growth)，它们为现代社会生活的高速运转提供了动力，换言之，它们将增长、加速和创新的结构性要求转化为一种有助于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策略需要。最后，我将提出一个被称为“共鸣”的概念，这一概念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共同反抗诸种强制力、进而摆脱现代性困境的文化和行动杠杆。 一、动态稳定与现代性的上升逻辑 我曾在其他文章中详细论述过，动态稳定是现代社会(或现代制度)的决定性特征。更准确地说，现代社会(或现代制度)只能通过某种形式的增长——通常来说，通过(经济)增长、(科技)加速以及/或更高效的(文化)创新——来进行自身结构的再生产。因此，我认为现代社会可以这样来定义：当一个社会按照动态稳定的模式运行时，即当它需要系统性地通过增长、加速和创新来确保其结构的再生产以及维持其社会经济和制度现状时，这样的社会就是现代社会。 乍看之下，这个定义似乎存在一个矛盾：我们一方面声称要通过经济增长、科技加速和文化创新去改变现状，另一方面又说要维持现状。这要如何实现？改变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什么是动态，什么是稳定？关于这些问题，我已在《社会加速》(Social Acceleration)一书中详细讨论过了。当我谈及社会的结构性再生产以及现存的物化问题时，我指的是：第一，社会基本制度结构的稳定，特别是以竞争为导向的市场体系、科学系统、教育系统、福利系统、医疗系统以及政治和司法系统的稳定。第二，社会基本结构的层级化，即阶级的再生产以及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谓的“阶级分层”(class fractions)①。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社会现状是由积累和分配的逻辑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资本积累的逻辑以及增长、加速、创新相互交替的上升性循环决定的。当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的形式或构成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与现代社会的定义相关的还有另一个严肃的问题：现代社会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吗？或者说，当我提到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时，我仅意指“资本主义”吗？ 我的回答是：动态稳定模式远不止存在于经济领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18世纪(或者更早)以来，社会生活的全部核心领域就存在着一种系统性的转变，即从适应性模式转变为动态模式。当然，这种转变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马克思对此都有过深刻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几乎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来自于人们对利润增长的期待。收益(利润)的增长要通过(产品或生产过程的)创新和加速(通常以提高生产率的形式)来实现。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或价值)的提升，亦即加速。我无意在这里详细讨论经济学理论，只是借此说明，创新、加速和增长事实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竞争逻辑以及货币信贷系统的本质。如果没有持续增长、加速和创新，至少在晚期现代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中，资本主义经济将无法维持其制度结构。这将导致失业、企业倒闭、税收下降、用于福利和基建项目的国家财政支出增加等诸多问题，进而会导致国家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国家政治体系面临合法性危机。因此，不仅经济系统依赖于动态稳定模式的上升性循环，福利国家制度以及民主政治系统也同样如此。正如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在30多年前所指出的那样，民主政治系统得以建立同样也是以动态稳定的逻辑为基础的。这种动态稳定不仅体现在相对处于静止状态的君主制政体——终身制和世袭制维持了该政体的秩序稳定——让位于每四到五年就举行一次选举的民主体系；更夸张的是，就连赢得选举的基础，都是政治集团对增长的承诺。② 虽然经济衰退所带来的经济去增长(degrowth)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部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但从全球范围来看，这种情况并不会持续太久。即使一个国家GDP的增长停滞多年，这个国家对加速和创新的追求也不会受到影响。一般而言，经济停滞或者经济去增长通常会带来竞食效应(cannibalization)，进而加剧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动荡，并破坏制度现状和社会团结。因此，我们所观察到的长期去增长的经济模式支持(而非否定)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现代社会只能通过不断的增长来维持其结构的稳定。 此外，虽然现代科学和知识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增长逻辑无关，但它也展现出了一种类似的、从适应性模式到动态稳定模式的转变。这一转变改变了现代科学和知识的制度秩序：在非现代的社会形态中，知识常常被认为是一种需要被妥善保存并代代相传的社会财富或宝藏。而在现代社会中，知识(Wissen)开始转变为科学(Wissenschaft)。正如德语中“-schaft”这个词缀所表达的那样，现代知识的主要形式和核心内容不再是知识的保存、传授和珍藏，而是如何系统性地拓展知识的边界，增加已有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超越未知的领域。科学则意味着以更广阔的视野探索宇宙，更深入地洞察物质的微观结构和组成，从而更加深入地揭示生命的运作机制，等等。知识获取的神圣领域已经从学院转移到实验室：通过知识的增长、提升和超越，科学以一种动态的方式被再生产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