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德国新总理施罗德首次出访，第一站就是英国。 在他访问的前一天，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德国的《星期日世界报》上撰文宣称，英德重建政治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施罗德主张的“新中间派”和英国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就是一回事。施罗德访英期间，两国决定建立半年一次的外交部长磋商制度，还决定成立一个由双方高级官员组成的工作小组，具体研究把“第三条道路”转变为具体政策的措施。有评论指出，施罗德此行有可能在欧洲构成新的德英法三角，从而代替早已形成的德法轴心。 人们还记得，当年科尔就任总理后首次出访的国家是法国，而且是在就职以后的第三天。他和密特朗手挽手站在凡尔登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墓前，显示德法和解和友谊的场面。现在，施罗德不仅把英国作为他首访的国家，而且不久前，他还以“日程繁忙”为由，婉言谢绝了法国邀请他出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的纪念活动。德国和英国的关系在升温，这是不争的事实。 施罗德仰慕布莱尔领导下的英国工党。他成为社民党总理候选人后，曾多次提到要以布莱尔为榜样。他还主张德、英、法三国共同推进欧洲建设。他说，要想争取英国重返欧洲，就应该在欧洲给英国以相同的权利和地位。英国报界甚至联系他出身于历史上一向与英国关系较为密切的下萨克森州的事实，联系到当今英国王室来自汉诺威的历史渊源，以此来推测他对英国发生好感的原因。在施罗德竞选获胜的当晚，英国外交大臣库克十分满意地表示，德国新总理将会以更坦率的态度，赞同“英国跻身于欧洲居领导地位的国家之列”。 施罗德的态度引起了法国的不安。在法国看来，英国始终是“美国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让英国重返欧洲，就意味着欧洲大厦有朝一日会垮台。平心而论，法国对施罗德心存疑虑是有一些事实为依据的。 其一，施罗德从来不是欧洲货币联盟的热情支持者，他多次对欧元能否如期问世表示怀疑，甚至声称在勉强达标的情况下引进欧元会造成一场“灾难”。他曾明确表示，欧元应该推迟实施。 其二，施罗德取代科尔，标志着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有过切身感受的德国一代领导人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在法国看来，战后成长起来的施罗德，很难具有科尔那样对德法友谊以及对欧洲统一进程意义的“本能”的重视。更何况施罗德说过，虽然德国不应该在欧洲谋求领导地位，但经济实力的强大也应该包含有政治上的“内涵”，德国应该“自信地”去维护其民族利益。 其三，德国政府所在地将迁往离法国更远、离东欧更近的柏林，而德国在历史上一向与东欧和俄罗斯维持着密切的经济关系。 除了这些背景性的原因之外，德国红绿联合政府的对内政策走向也对法国的内政造成某些冲击。例如，新政府已基本决定最终放弃核电，这对法国的绿党是一种鼓舞。鉴于法国的电力80%来自核电，社会党、共产党都主张保留核电，德国政府的这一政策有可能加剧法国政府内部的冲突。此外，设在法国北部哈各的核燃料再加工厂的业务20%来自德国，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希拉克总统直截了当地说，德国的这一政策“损害法国的利益”。 但是，仔细分析，德英的接近更多的是施罗德和布莱尔要对西欧的社会民主党进行“现代化改造”的理想追求促成的，并不具有欧盟政策制定和实际操作层面上的意义。英国至今毕竟还留在欧元区的大门外面，更何况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中间派”主张和布莱尔的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还有不少差异。 耐人寻味的是，施罗德虽然没有对法国表现出像科尔那种热情，但实际上却使若斯潘社会党政府在政策上找到了知音。若斯潘是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信奉者，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他曾倡议欧盟拿出钱来制定一项共同的就业纲领，因遭科尔的反对而未果，而现在施罗德政府把克服失业放在首位。不久前在奥地利的欧盟首脑特别会议上，欧盟各国已在把克服失业置于优先地位方面取得共识。英国报界据此认为，德国的心还是“向着法国”。法国曾力主建立一个“经济政府”，控制欧洲央行的独立地位。而现在，德国社民党主席、施罗德政府的“超级部长”——财长拉方丹上任伊始，就向德国联邦银行和欧洲央行发起攻势，要求它们降低利率、放松银根，“不要仅仅把维持币值稳定放在首位，也要为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作出贡献”，他力主加强欧洲货币联盟的11个成员国组成的委员会在货币政策上的发言权，这正中法国下怀。在欧盟东扩和机构改革孰前孰后问题上，施罗德也悄悄在改变科尔的立场。他在奥地利的欧盟首脑特别会议上表示，欧盟东扩“比想象的困难得多”，要东欧国家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番话立即引起波兰的强烈反应，要求施罗德澄清立场。法国当年正是反对把东扩放在机构改革之前的。英国的《独立报》最近说，施罗德不像第二个“布莱尔”，倒像第二个“若斯潘”。法国担心巴黎—波恩轴心受到损害其实并没有多少道理。 在英国加入货币联盟之前，德英接近有限度，德法关系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这也许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德法英三方关系一个恰如其分的结论。 （本报波恩11月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