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1日和13日，印度在不到48小时内连续进行了5次核试验，标志着印度政府在核政策上的新突破，公开追求核大国地位，跨越了“核门槛”。印度这样做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政策背景和国际背景。 一、印度长期奉行核政策 谋求“世界大国”地位 印度要成为核大国，是早在印度独立之初的尼赫鲁政府就确定了的既定方针。还在印度独立之前的1946年6月，尼赫鲁就宣称：“印度将发展自己的核研究、我希望印度的科学家们把原子能用于建设性目的。但如果印度受到威胁，她必将使用一切手段保卫自己。”（注：姜兆鸿 杨平学：《印度军事战略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这个“一切手段”当然包括核武器在内。印度独立之后的1948年4月，尼赫鲁又强调：“我们发展原子能必须用于和平目的。当然，如若我们被迫用于其它目的，我们当中可能不会有人反对这样做。”（注：姜兆鸿 杨平学：《印度军事战略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当年，印度就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1974年5月18日，印度成功地爆炸了它的第一个核装置。至此，印度已经实际上成为世界“核俱乐部”的成员之一。 此后，印度历届政府的领导人，都一再公开宣称印度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而另一方面，它又始终不愿意向国际社会公开作出不拥有、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它不仅反对巴基斯坦的建立南亚无核区的主张，而且拒绝了美国提出的举行美、苏、中、巴、印5国首脑会议以建立南亚无核区的建议。即使在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世界局势发生转折性变化，阻止核扩散、全面禁止核试验成为国际性潮流的情况下，印度仍一再重申，决不会在核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 事实上，印度一直在悄悄地致力于研制和发展自己的核武装。据一些国家的媒介披露，它在1985年就已经获得了自行生产核武器级钚的能力；从1988年起就能每年生产20件核武器；1989年起已经能够制造威力更大的氢弹。（注：姜兆鸿 杨平学：《印度军事战略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12页。）可见，印度当局在走向核大国的道路上从未停止过。 印度的核政策是为实现它的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 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早在印度独立之前的1944年就在他的著作《印度的发现》中宣称：“印度以它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消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注：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57、712、712页）他的女儿、继任总理英迪拉·甘地也认为，印度应当成为世界上四个超级大国之一。可见，当“世界大国”是印度50年来一直所追求的战略目标。印度首次成功地进行了核爆炸以后，英迪拉·甘地夫人就曾说：“印度进行核爆炸的唯一原因是要提高国家威望”，（注：姜兆鸿 杨平学：《印度军事战略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13页。）在她看来，印度采取的这一“重大步骤”，为它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大国地位又增加了一份可能性。 印度自恃南亚地区的第一大国，经济、军事实力处于绝对优势，具备充当南亚“霸主”的客观条件。巴基斯坦作为南亚次大陆第二大国，虽实力远逊于印度，但它要在南亚次大陆寻求力量平衡、与印度抗衡的决心很大。在印度看来，巴还有美国和中东穆斯林国家的支持，确有可能具备能力对印的独尊地位发起挑战，从而打破南亚次大陆以印度为核心的战略格局。为此，印度试图通过建立一支对南亚各国具有强大威慑效应的军事力量来达成其地区战略目标，而核武器是“更适合在南亚次大陆起必要的威慑作用”的工具，“即使拥有很少量的核武器，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也能对其敌对国产生威慑力”。（注：姜兆鸿 杨平学：《印度军事战略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21页） 印度要成为“亚洲的中心”，这也是它所追求的国家战略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40年代末，作为印度总理的尼赫鲁就曾以印度世界委员会的名义两次召开“亚洲会议”，其动机就是试图成为“亚洲的领导”，他在会上的讲演中宣称：由于种种原因，“某种特殊的责任已落在了印度身上”，（注：《世界历史》杂志1988年第四期）这里所讲的“特殊责任”，实际上就是指由印度来“领导亚洲”。因此，印度把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西藏的和平解放，看作是它在亚洲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障碍。1962年印度在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中的失败，使印度朝野感到“因被中国打败而蒙受耻辱”。当中国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而进行了核试验和发展数量有限的核武器后，印度更认为是对它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并毫无根据地臆测中国把印度看成其在亚洲的敌国。鉴于上述考虑，印度当局发展核力量的基本要求，就是能“敌得过中国的核能力”，（注：姜兆鸿 杨平学：《印度军事战略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16页）并具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 二、印度为何加快跨越核门槛的步伐 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终结，整个国际局势发生转折性的变化，进入了世界格局重塑、国际关系重组、国际秩序重建的历史新时期。在这一进程中，尤其是近两年来的一些重大国际事态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印度的大国欲望膨胀，试图通过加快迈向核大国、跨越“核门槛”的步伐，使国际社会承认其世界性大国的地位。 第一，冷战后大国的关系调整和重组进程使印度产生了“失落感”。随着冷战结束，尤其是苏联解体，印苏“特殊关系”突然中断，使印度减少了经济、军事援助的来源；俄罗斯与印度重订的和平友好条约，将原来的一些重要条款删除，印度丧失了原有的战略伙伴和主要“靠山”。更为重要的是，印度丧失了它冷战时期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左右逢源、享有较大机动余地的战略地位。但另一方面，作为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一改过去“扶巴抑印”的南亚地区战略，公开认可了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的“主导地位”，又使印度平添了新的希望。但是美国在冷战后对印度的青睐，只是为要建立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出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把印度作为谋求地区力量、尤其是亚洲大陆力量平衡的一只棋子而已。新德里国防分析研究所的一位战略分析家指出：“印度的普遍印象是美国不理睬印度，而把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到中国。”（注：《洛杉矶时报》1998年5月17日）印度的一些领导人由冷战结束初期的“失落感”转而变成一种“挫折感”。在他们看来，印度长期以来一直大声疾呼国际社会应更多地承认印度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地位，但印度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认为，只有“拥有核武器，才能使印度真正同其它大国平起平坐”。于是，为了“准确地表达”印度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跨越“核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