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菲律宾政党政治的特点及其与政治文化的关系

      菲律宾是东盟国家中政治最为动荡的国家。从政治分析的角度看，菲律宾的政治动荡与其政党政治的运作密切相关，而其政党政治运作之所以如此，实际上又与其政治文化的演变有深刻的关系。认识菲律宾政党政治运作的特点，分析这些特点与其政治文化的关系，对我们理解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菲律宾政党政治运行的特点

      从政党建立并在国家行政和政治生活中占居主导地位的角度看，菲律宾是亚洲最早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如果从1946年独立前在美国殖民统治下开始政党政治准备算起，其政党政治已经有了独立前的准备、独立后的两党制政党政治、马科斯的军管和一党独裁、1986年至今的四大阶段，历经了数十年的岁月。众所周知，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菲律宾现行的政党政治，是典型的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全盘移植，曾被称为美国政治“在亚洲的民主橱窗”。在其数十年的演变中，菲律宾的这种全盘移植的政党政治除了具有美国式的政党政治的一些特点，如政党必定代表某一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区域化较明显、知识分子参与程度较高等外，还显示出如下鲜明的个性特征：

      其一、对美国的依附性。

      美国通过数十年的殖民统治在菲律宾确立了自己的特殊利益。这除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外，还有以在菲的美国海空军事基地等所表现的全球战略的利益。因此，如何保持这一特殊利益就成了美国从殖民时期延至二战后确定对菲政策的基点。从菲律宾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出，利用殖民时期所建立的美国式的政治框架和价值，干涉菲律宾历届总统选举，操纵其政党政治的运行，是美国为维持在菲利益的一个最主要的手段。一般而言，美国对菲律宾一个政党的支持与否，是以该党领袖是否亲美为原则的。美国对菲律宾总统候选人选择的干涉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一是给予亲美人选以巨大的财政支持；二是操纵菲美两国的大众传媒不遗余力地吹捧其认定的“中意人选”和贬低其他候选人；三是利用在菲军队的控制力来促使军队参与干预；四是动用外交途径施加影响。这种情况从罗哈斯到马科斯再到科·阿基诺、拉莫斯的总统竞选中都有充分的表现。一旦坐上总统宝座的人有离美倾向，美国则马上采取“换马政策”，众所周知的马科斯的倒台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当马科斯不听白宫的警告而一意孤行后，白宫便放手发动倒马运动，以一定的方式介入了对马科斯政权的垮台有决定性作用的圣诞节政变至二月兵变。

      既然美国干预和操纵是菲律宾政治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菲律宾的政党领袖们便不得不将基本维持美国的在菲利益作为自己政治活动的准则。大选前和大选中，各政党领袖大都尽力表示出亲美以获取美国的支持去赢得大选的胜利；执政后，亦大都尽量满足美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对菲的要求，以博得其好感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如罗哈斯在当上菲律宾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后，便马上对美国的慷慨支持给予丰厚的回报，在宣布菲律宾独立的当天，就与美国签订了“美菲总关系条约”，认可在没有菲律宾代表出席的国际场合，美国有权代表菲律宾。同时，还接受了美国强加的“贝尔法案”，除承认在贸易方面美对菲的奴役性规定外，还承认美国人可以有与菲律宾公民一样的开发和利用菲律宾自然资源的“同等权利”，等等。

      目前，随着世界关系的变化，随着美世界战略的调整和美在菲军事基地的关闭，菲律宾政党政治运行对美国的依附性开始减弱。

      其二、政党政治运作的家族化、个人化和人情化。

      菲律宾的政党政治经过数十年的运行确给菲律宾带来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景象，然在一定程度上，这只不过是具有了现代民主的形式或装饰而已，因为在其政党政治的实际中，还有太多的封建传统内容。政党政治运行的家族化就是这一状况的一个主要表现。在菲律宾，人们普遍对政治较有兴趣，但这种兴趣相当程度上不是现代的政治参与而是传统的通过政治权力对经济利益的分割，这正如有人所评论的那样：“对菲律宾人言，政治乃是一种最大企业。政治是通往权力的大道，后者则是通往财富的捷径……借着政治影响力之助，比采用其他任何方法更能在短时间内赚取大钱。”（注：江炳伦著：《亚洲政治文化个案研究》，第147页，台湾五南公司，1989年版）因此，有钱有势的家族十分注意通过传统的和刻意培植的主从关系去赢得选举的胜利，以便掌握分配公共价值的权力，即便是贫苦的家庭也要尽可能通过家族的关系进入政治以获得利益，而某一家族一旦获取政治高位，则更要进一步发展家族势力以促成其家族权力和利益的永久化。这样，菲律宾的政党政治从选举到执政都打上了极深的家族烙印，至为明显的是独立后的政治显贵们或是来自名门望族，或是与名门望族联系紧密，或是很快使自己的家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占居垄断地位。在此意义上，菲律宾的政党政治不过是传统的家族政治的现代表现而已。

      另一个表现是政党政治运行的个人化。正因为菲律宾人介入政治的基本目的是获取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因此，个人不一定要固定于某一组织，也不必去认同某种堂皇的意识形态，个人与政治体系的关系是直接而个人化的。就选民而言，他投票的取舍是候选人本身的条件和候选人能给自己提供多少实际利益；就候选人而言，他的当选不仅要获得政党的提名，要有吸引人的政纲，更要有他个人和家族的一批忠心的追随者。这样，从最高执政者开始，权力的取得和维系相当程度上靠私人追随者的支持，如此逐级递演，使整个政治结构的运行建立在巨大的个人关系上，形成了其政党政治极端个人化的特点。

      再一个表现是政党政治运行的人情化。家庭、家族和私人关系属于情的范畴，虽然现代政治的运作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情的介入，但从本质上说，现代政治更需要的是理而不是情。然而，由于家族关系和个人关系在菲律宾政治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因而菲律宾不仅公开承认情的存在，而且还使之制度化，如政府在编制预算时有所谓的分肥制制，即让每位国会议员都可分到一笔公共工程款项，以便使他能在自己的选区酬谢和笼络选民，又如在选举投票时充许对不同的位置投不同党的候选人的票，等等。正是由于这种人情化的政治，菲律宾的政党政治难以产生出反映全民利益的公共政策，也使廉洁公正和效率成为历届政府难于企及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