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亚太地区走向多极化和新秩序过程中的大国关系调整 在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的90年代，亚太地区总的趋势是在不断走向多极化，亚太国家也在积极寻求建立本地区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不仅中美日俄四国，东盟等发展中国家也在对促进本地区多极化与新秩序的形成日益发挥积极作用。 近年来，特别是1997年开始的大国关系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中美日俄四大国关系的调整上。这四大国又集中在亚太地区，因而对亚太地区多极化格局与新秩序的形成，产生更为直接的重要影响。 自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美关系和俄中关系已作出了战略性调整，完全改变了冷战时代相互对峙的敌对状态。特别是俄中关系的调整最为显著，率先确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日关系近几年不够顺畅，但总的趋势仍是处于发展之中。大国关系调整尤以中美关系和日俄关系最为突出。 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和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使中美关系出现转折性的重大调整，不仅使后冷战时期以来一直处于困难和不稳定状态的中美关系有了重大改善，而且双方着手确立面向新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使中美关系展现出健康的发展趋势，并对整个亚太地区大国关系的协调产生积极影响。 1997年桥本首相访俄，与叶利钦总统确立“桥本—叶利钦计划”，拟定2000年签定“日俄和平友好条约”。这不仅使日俄关系有了突破性的调整，也是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和日俄关系史上一个历史性的重要变化。日俄均将改善双边关系作为当前两国外交的首要课题。 在中美关系改善的带动和影响下，以复交25周年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20周年为契机，中日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领域有了新的全面发展。今年江泽民主席访日将会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 四国关系中，中俄关系的发展触动中美关系的调整，中美关系的调整带动中日关系的改善，又影响到日俄关系的调整。中美俄、中美日、中日俄三角关系相互影响。而中美关系的调整，对亚太及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又起到主导性的影响作用。 四大国关系调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四国均着眼于下一世纪的战略需要，受各自战略利益的驱动，确保下一世纪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四国在对外政策和双边关系上作出积极的建设性调整，由政治领域带动经济、安全领域相互关系的调整。这些调整虽均非对外战略的根本转变，但却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使亚太地区多极化与新秩序的形成步入新的阶段。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欲主宰全球，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确立以它为主导的亚太和国际秩序。美一度对华采取以压促变的遏制政策。然而，美国所推行的强权政治既不得人心，又力不从心；对华遏制政策不但未能阻止中国的崛起，反而严重地影响到世界和亚太地区的稳定，也损害了美国自身利益，因此促使克林顿决心在第二届任期内调整对华政策。日本在冷战结束初期，亦倡导建立“日美欧三极”世界秩序和美日主导的亚太地区秩序，以实现其政治大国战略目标。但日本国内政治经济不稳定，外交缺乏自主性，在亚太地区回旋余地有限，促使它思考对外关系的调整。 美日所倡导的亚太地区新秩序，是基于冷战思维和强权意识、由一极和一两个国家所主宰和支配的秩序，实际上是一种不合理的旧秩序。以美国为主导、日本为协从的亚太秩序的确立也严重地影响了美日自身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和实际利益，迫使它们不得不作出政策调整。美国近年来着手进行“全面接触”和“战略对话”，日本也认识到“应该超越时代遗留下来的思维，从而积极地寻求建立国际新秩序”，（注：日本时事社1998年4月16日电）就是这种调整的表现。 中俄两国均主张世界要走向多极化，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一主张对亚太乃至世界未来的政治走向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中俄两国和亚太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反对一极独霸世界，法国等西方国家也主张“建立协调的多极世界”。 通过大国关系的调整，可以看出，经过后冷战的历史过渡时期的初期阶段，特别是经过东亚金融危机，亚太国家增进了相互协调与合作意识。美国也出现现实主义倾向，由在亚太地区的美国利益至上主义，转为开始重视各国利益的兼容性，认识到与中国等亚太国家协作互利，才能维护美国在亚太的利益。克林顿政府也意识到美中“在许多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不是必然出现“中美冲突”，而是必须寻求“合作的共同点”。 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并未完全摆脱冷战影响，东西矛盾依旧左右和影响到亚太国家相互关系的根本改善和发展。当前，大国关系的互动淡化了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使亚太国家能够克服冷战后遗症，超越“东西方文明冲突”。大国关系的调整，例如日俄关系的调整，有利于摆脱国家关系中传统的民族主义倾向，化解历史积怨。通过大国关系的调整，使中俄日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相对上升，可以作为世界和地区的重要一极发挥重要作用。不仅中俄坚持独立自主，日本也相对增加了自主性。相对而言，美国欲一极主导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美国不得不作为“亚太大家庭的一员”与亚太国家共同协调相互关系。这种亚太地区政治与战略上的均势趋向，将利于国际及亚太地区政治新秩序的确立。 这种大国关系或“四极框架”的调整，显然并非一极主导，而是四极的多极化倾向。这种倾向也将影响整个亚太地区多极化趋势的发展。这种新的协调关系的出现，必将利于改变以美国一极为主导的不合理的亚太秩序的形成，并利于多极关系的相对稳定与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形成。 二、促进亚太地区稳定和经济合作与大国关系的调整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也是亚太地区通向新世纪的首要课题。大国关系的调整使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出现日趋良好的政治环境，并促进了本地区安全局势的稳定，发展了经济上的相互合作关系。当前的课题是进一步深化大国关系的调整，克服不利于稳定与合作的负面影响，确保亚太地区走向21世纪的持续稳定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