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6月25日，克林顿总统开始为时9天的访华行程，这是9年来美国总统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中美关系实际上走出89年以来的阴影。在亚太地区，象克林顿访华这样的重大政治行动，今年下半年还有多起：9月，江泽民主席将正式访问日本。同一个月，江泽民还将在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进行定期的非正式会晤。刚辞职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原定于7月下旬访问华盛顿，下半年还将和叶利钦正式会晤。10月，克林顿将访问莫斯科。中美俄日四国首脑这种密集的交叉访问，实际上是去年下半年开始的亚太大国外交热潮的继续。去年10至11月间，在不到3周的时间里，中美俄日四国首脑交相访问，掀起了一次亚太外交中上绝无仅有的大国外交高潮。亚太地区的频繁大国外交使冷战结束后一度扑朔迷离的亚太格局有如“浮萍破处见山影”，展现出一幅以21世纪为背景新蓝图，人们不难从中看出以下几个特点：在亚太地区起主导作用的中美俄日以及东盟所谓的“四国五方”经过一段的探索，重新制定了各自的亚太战略；大国关系通过相激相荡的调整也重新定位，转向各种“伙伴关系”，并更直接地主导亚太局势；而一度借大国关系重新定位之机纵横捭阖其间的东盟集团外交，因亚洲金融危机而暂失活力；在依然以经贸为主轴的亚太政治中，安全因素重新浮升，特别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爆发核军备竞赛之后；美国以其经济和军事优势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其政策基点是维护“领导权”，但中美俄日四国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约，美国实力在不可避免地减弱，亚太多极均势格局呼之欲出。本文拟就亚太格局出现的变化和发展趋向以管窥之所得试做分析，并就其对海峡两岸关系产生的影响抒陈一己之见。 二、大国重新擘划亚太战略，谋求在21世纪的亚太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 冷战的结束，使以两大集团对峙为基本架构的国际旧秩序骤然坍塌。世界各国都在混沌之中憧憬未来的国际新秩序并为自身找寻新的定位和调整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由于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多元特质，以及中美俄日四大力量和东盟在漫长的冷战时期所演化形成的复杂关系，所以四国五方的亚太战略的调整都经历了适应——调整——重新定位的过程。 1、美国：区域联盟与“亚太共同体”。 克林顿政府在第一任期内推行的全球战略是所谓“参与和扩张战略”，对外政策以经济安全、扩展民主和军事实力为其三大支柱，对经济安全尤其情有独钟。在这种战略的主导下，美国对日政策执着于突破其市场准入的壁垒而相对降低了对安全合作关注，使美日贸易摩擦烽烟四起；对华关系则意欲“扩展民主”，突出所谓人权这一单一议题，结果一叶障目使中美关系困难重重。这种情况极大地影响了其亚太战略的全面推行。1997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不再使用“参与和扩展”的提法而提出面向21世纪的“塑造—反应—准备”三位一体新战略。参与就是主动构建一个对美国更有利的国际秩序；反应是要对威胁美国利益的各种危机，根据其性质和程度作出迅速和有效的反应；准备是指美国应利用2015年前的所谓“战略机遇期”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好各种准备。现今流行于美国的一种判断认为，2015年以前，美国将稳据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其后则可能出现可以挑战其领导地位的全球性对手。和“参与和扩展战略”相比，新战略和前者虽然一脉相承，但它更具有前瞻性、多样性、灵活性、主动性和进攻性，对安全的关注有所回升，可以说是向“后冷战型”战略的一种演进。 随着战略思考的修正，美国调整了和日本的关系。1996年4月克林顿总统访问日本并和桥本首相签署了《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重申两国的战略同盟关系并扩大和加强安全合作。两国贸易战相对沉寂。1997年9月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出台。对华关系则从犹豫于遏制和接触之间转向以全面接触为主，改变了因人权议题而影响全面关系的作茧自缚的政策，着眼于“塑造”面向未来的美中关系。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正式访问美国，1998年6月，克林顿提前访华，中美关系在“建设性伙伴关系”的轨道上迈进。两国高级领导人的定期互访将成为美国接触政策的标志。对日、对华关系的这种调整使美国面向未来的亚太战略新架构脱颖而出。这个架构可以说是一个“三角凳”，凳的三条腿是：以美日安保条约为“基石”，辅之以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美泰（国）、美菲（律宾）联盟，以主导亚太安全；妥善处理对21世纪亚洲格局影响最大的中国的关系，把中国纳入“世界经济和区域安全的架构中”；和东盟建立更为广泛的交往关系，一方面东盟是美国仅次于欧盟和日本的第三大海外市场，另一方面东盟地区论坛(ARF)为美国提供亚太多边安全对话的所谓“第二轨道”。（注：参见美国国防部长柯恩在华盛顿“亚洲协会”上的演说，1997年6月11日。）为落实这一战略框架并同时促进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美国“正在和这一地区的盟友及其它国家构建一个亚太共同体”，（注：参见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美国在东亚的原则和目的》，在美国海军学院的演说，马里兰州，1997年4月15日。）这个共同体是以亚太经合组织为核心的。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陆士达曾表示，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政策不同以往之处在于它“对亚太共同体这个概念的开放、殷切及热情的态度”。他认为，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首脑会议已为这个共同体勾画出雏形，它将不同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注：参见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陆士达在香港“亚洲协会”上的演说，台湾《中国时报》，1997年5月26日。） 2、俄国：“双头鹰”全方位外交与“新东方政策”。 苏联和美国作为冷战时代对立的两极，争夺的重点在欧洲。作为传统的欧洲国家，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历史上即相对薄弱。苏联解体之后，“超级大国”的泡沫破裂，俄罗斯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经济转型又困难重重，在亚太地区的地位自然进一步受到削弱。同时，俄罗斯开初实行了亲西方的外交政策，沦落为对西方唯唯诺诺的“二等国”，在亚太的影响自然更加式微。但是，它很快意识到这种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是战略失误，因此1992年下半年，外交政策的争论即成为俄罗斯上层政治斗争的焦点，提升和亚太国家关系的呼声甚高。92年底，叶利钦出访韩国和中国，提出了同时面向东西方的“双头鹰”全方位外交政策。1993年4月制定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基本原则》，确立了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外交目标。1996年1月，普里马科夫接任外长之后，更明确提出了东西方并重的“新东方政策”。同年5月公布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想》进一步确定要与世界各大国和力量中心发展“平等伙伴关系”，要在“多极世界形成的长期过程中成为独立的一极”，指出“与亚太地区国家开展对话和全面合作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至此，俄罗斯面向21世纪的亚太外交战略的框架已经明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