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断想，就是断断续续的想法，不一定连贯，不一定系统，但却不一定不重要。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名从业人员，时常有一些一闪而过的想法。《国际观察》约稿，使我有机会把这些断断续续的想法写下来，以就教于同行方家。 1.近十多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每年发布课题申报《指南》，均单列“国际问题研究”，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并列，可见国际问题研究是被放在了很重要的地位的。“国际问题研究”一语包容性极大，其所涉范围比“国际关系”更广，包容了外国政治、世界经济等等方面。对应于国外所称的"internationalstudies"，是十分确切的。 2.一门学科，需要不断地进行反思，才能更好地发展。这方面，有的学科（例如社会学）做得好一些，有的学科做得不够一些。国际问题／国际关系研究可能属于后一类。学科反思方面的讨论会，如果不是没有的话，也是极少。这方面的论文，亦十分罕见。 3.一门学科的专业期刑，往往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该学科的状况和面貌。我们国际问题方面的专业期刊，举目望去，多的是对某一年国际形势变化的概括、分析，叙述发生了哪些事情，有什么发展变化，有哪些特点等等。或者是某某地区、某某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什么特点等等。我不是说这些问题不需要研究。要研究，但是还不够，而且存在比例失调的情况。比例失调有两方面：一是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比例失调；二是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比例失调。 4.在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方面，前者比重偏大，尤其是形势分析、形势跟踪比重偏大，而基础研究和非对策性的研究偏于薄弱。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基础研究为应用研究提供基础和保证，应用研究的深入则能激发基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现在的情况是应用研究如火如荼，而基础研究却处于滞后和跟不上的状况。看来这种状况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说，基础研究本身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应用研究是要以基础研究为支撑的，现在的情况，往往是应用研究遇到了基础性的问题，才临时抱佛脚，才意识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基础研究没搞好，归根到底将会影响应用研究的开展。 5.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比例失调的现象，也是十分明显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大约自80年代中期开始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提出了要“努力创建我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1987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在上海举行，宦乡等到会并发言。时隔10年，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将在1998年秋季举行以国际关系理论为主题的第二次全国性讨论会，并非凑巧的是，地点也考虑在上海。有人说这是“停滞的十年”。这话虽有些绝对，却也是警策之言，因为说实在话，我们自己的国际问题理论研究确实没有多大的进展。据我所知，北京的资中筠先生已编成《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一书，收录了国内学者有一定理论见解的十余篇论文，即将在上海出版。但也仅此而已。国际问题专业期刊中，愿意登理论文章，乃至有设想、有计划地登理论研讨文章的实在寥寥无几。而实际上，对理论感兴趣的学者并不在少数。 6.理论之所以发展缓慢，有几个原因：(1)中国人的传统是经世致用，缺乏求知求真、穷究学理的精神。理论常常会面临关于其“用处”的疑问；(2)对策研究总是更为“紧迫”，因而总是轻而易举地压倒了理论研究；(3)对策研究更“易”成名成家。于是，理论研究就只好先往后靠了。 7.由于缺乏理论思维的缘故，便出现了“连问题也要从国外引进”的现象。1987年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出来后，国内学界围绕“美国是否衰落了？”争论了好一番。后来福山抛出“历史终结”论，国内很快就予以介绍，只是因为此论牵涉到复杂的哲学和理论问题，并非所有人都能谈，因此讨论相对就不那么热烈。1993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公之于众，一时语惊四座，可谓举世哗然。此论因带有明显的政策取向和战略意味，自然不能等闲视之，加之“文明”又是如此简单、如此宽泛的一个词，似乎人人都能谈，于是国际问题学界着实热闹了一阵，且出版了集子，而且远远还没有把所有论文全部收入。我也并不是说这些问题不应讨论、不必讨论。决非如此，这些东西要了解、要讨论和研究。关键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总是围着别人提出的问题转？想来想去还是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理论上的东西。 8.现在的问题是，国际问题研究中长时段地看问题不够。长时段地看问题，就是把问题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段中去看，就是要有纵深感，要有历史的厚度，往往只有这样，才能看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例如美国对某个国家的政策，应该放到美国对外政策的背景中去看，而深究一番历史，就可看出美国对外政策历来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两面。 9.不了解美国政治，例如不了解国会的运作机制、总统与国会的关系、院外活动机制等，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70年代初尼克松和基辛格打开对华关系大门，实现中美和解，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使我们过高地估计了一、二个人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作用，而忽视了美国政治中的其他行为者，例如国会和媒体。80年代后期开始认识到了国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直到1995年李登辉被发给签证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才大彻大悟。事情发生前，美国外交部门曾几次向中国表示不会给李发放签证，我方也没有理由不信。但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至少是因为对两个方面缺乏了解，一是缺乏对国会权力和美国国内政治的了解，二是缺乏对台湾院外活动能量的了解。越战后，国会外交权扩大、在美国外交政策制订过程中力量日渐增强，使行政部门无论如何不能不正视。1995年，行政部门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迫于国会的压力，终于使李登辉得以成行。至于台湾的院外活动能量，只要看看《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商务印书馆）这本书，就能知道个大概。原来在1927-1949年的国民党掌握政权时代，国民党政府就有专人和专门的机构做这方面的工作，就已在苦心经营。它与美国打交道的时间长，经验自然比我们多，对美国政治的实际运作比我们熟悉，再辅以金钱的力量，不惜大笔美金，通过合法的渠道开展院外活动，积以时日，自然就有所得。又如，在中国历史上，20年代开始的国民党政权，相对来说，是美国感到情感上最融洽的一个政权，在美国人看来“更象我们”(more like us)，8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民党在台湾又搞了“民主化”，领导层中多有留美回台的，这使美国人更感到有亲近感。就这么一个因素，就使美台关系非同一般，使台湾问题的解决大大增加了难度。1997年江主席访美还未结束，新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理查德·布什就赴台通报江访美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