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大众”问题是中国近现代核心问题，因为它贯穿“民主”“启蒙”“革命”等一系列主题之中。所谓“启蒙困境”“国民性改造”“从全民政治到开明专制”“臣民向公民的转变”“群众运动”等，实质上反映了对“群众”的不同理解和态度。而现代西方“大众社会”问题也成为涉及社会、政治、法律、道德、文化的核心问题。中西方语境中“群众”一词都经历了从否定性贬义词到中性或肯定性褒义词的演化，但贯穿中西方“群众”概念演化以至现代大众社会现实问题的，始终是围绕着“群众”的无意识群众心理、他人的对象性意识和自我非主体性认同。这两个层面相互交织，构成近现代“群众”观念的内在张力，其中的核心主线是“群众”作为对象(客体)性概念和作为主体性概念的内在矛盾，中间状态是现代大众社会的“无(非)主体性特征”。从客体性观念到主体性观念的转换，是“群众”社会历史主体性地位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基础，也是现实的人民群众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前提。 中国近现代社会重心转移与“群众”观念的矛盾和困境 不论中西方，“群众”开始被关注、群众研究和群众理论出现，其共同的社会背景都是下层民众地位的上升，或者说，社会重心向下层民众转移。在中国近现代转型时期，社会重心向平民、群众的转移体现在传统“天理”被“人民公意”代替、全民(民粹)主义政治、知识分子边缘化、社会革命、群众运动等社会变迁或转变方面。 中国近代“民主”观念的引入，也必然涉及和改变着“群众”观念。1897年梁启超在《知新报》上发表《说群》一文，其中提出“群术”来指当时从西方输入的民主观念。以他为代表，在戊戌变法思想家的观念中，“民”仍属传统的“群”的范畴，而不是西方的个体概念。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时也以“群”来说明“民主”的涵义，他认为民主就是将组成人民的大小群体集合起来、组织起来。①对于“民众”的理解侧重群体性，而不是作为个体的权利与责任，这是近现代汉语语境中“群众”观念延续至今的一个基本特征。但其中又没有关注到西方近现代群众理论所关注的民众群体作为个体时所没有的“群体性”属性和特征，所以这种“群”或“群众”只是众多个体的简单叠加。 同时，在这些民主观念中，一方面以西方民主制度为目标，其中蕴含着权力归于人民、民众的思想，另一方面认为民众需要教育、组织、训练，起主导作用的还是知识阶级和精英人物。这种特征在孙中山身上也表现明显，他在1905年就将“民主”观念置于“三民主义”中，但后又提出“训政”观念。 1919年，毛泽东为《湘江评论》撰写的《创刊宣言》使用了“群众”这一术语，在以后的时间里他赋予民众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不过这仅代表了当时部分知识精英关于民众的看法，而非民众自身所具有的使命感、责任感。所以，中国近现代群众观念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这些观念都是其他人关于民众的对象性意识和观念，而非民众自身的主体性自我意识或自觉意识。 作为“民主”思想代表的“全民主义”(populism)将人民全体作为至高无上的政治主体，“民主”就是全体人民意志与精神的表现。但全体人民的意志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个问题，实际上只能是一种假设，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以少数精英的理想作为全体人民的总体意志或普遍意志，“人民总体意志”其实是少数精英认为并赋予的。这些少数精英认为他们自己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如果人民一时不能理解和认同，应该强迫他们接受。“这显示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困境感。一方面在理论上他们强调群众是神圣的，人民的‘公意’已取传统的天意而代之。另一方面，就实际情况而言，他们也知道人民大众的愚昧与落后。”②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其实是精英们关于“群众”的思想观念的矛盾。 严复一方面表现出对民主的终极信仰，但又认为中国的民众无知、体弱、缺乏热心公益的精神，与自治不相容，最近的将来所需要的，是一个能为民主奠定基础的英明伟人。“他对人民的现状评价很低，而对人民的潜在能力深信不疑。”③就如史华慈所说，严复认为人民固然具有接受启蒙的无限能力，但必须有人对他们进行启蒙。④在这一问题上梁启超、陈独秀两个人的思想演化很能说明问题。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就强调“民”的重要性，辛亥革命之后也大力强调“国民运动”的重要性，认为“共和政治的土台，全在国民”。但其实在辛亥革命前他基本上又回到四民为首的士人心态，在关于议会民主制的讨论中他又说，多数政治要实行得好，关键在于“国中须有中坚之阶级”，将国家兴旺的希望寄托在“中流社会之责任心”。五四运动后，梁启超一方面强调国民运动应该尽可能使其成为“全民的”，不能只是少数社团的事情；但又说“运动要由智识阶级发起，那是没有法子的事”。⑤他一方面主张国民运动、全民政治，另一方面却又坚持国民运动由中坚阶级、知识阶级发起，全民政治由他们主导。 陈独秀早期也主张“全民主义”的民主观念，而且认为国民素质决定政治的优劣，故“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进而主张改造国民性，即由觉悟了的读书人来改造国民。后来他放弃了“全民政治”的民主观念，觉得当时的“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中国此时不但全民政治是无用的高论，就是多数政治也是痴想”。⑥“因此我们惟一的希望，只有希望全国中有良心，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合作起来，早日造成一个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之局面，好将我们从人类普通资格之水平线以下救到水平线以上”。⑦从严复、梁启超到陈独秀，都经历了由“开民智”的思想启蒙和民主政治思想而走向“开明专制”的政治主张，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毛泽东在1920年时也说过“人民只是散的，一盘散沙……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⑧但毛泽东在1919年就认识到了群众的力量，他之所以说民众是一盘散沙，一点没有组织，目的在于强调民众联合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认为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这或者可以说明五四运动后部分知识分子将启蒙民众、唤醒民众作为自己的使命，认识到并重视群众联合的力量，不过仍然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就像罗家伦把群众比作猴子，而把自己比作养猴人。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