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2.04.015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程中，有许多重要的概念相伴随。这些多数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苏联革命经验的概念，经过中共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成为其重要的理论支撑——中共利用这些概念，来判断革命所处的阶段与任务，确定革命的对象与依靠力量，进行政治动员与宣传等。中共接受这些概念与使其逐步“中国化”的过程，正是自身成长与逐步成熟的过程。左派、右派是伴随中共革命全过程的重要概念，学术界对此有不少研究成果，大多关注于已经“约定俗成”的左派、右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与思想发展过程。① 本文拟以《向导》周报及中共中央相关决议案为主要材料，考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关于国民党左派、右派概念的形成与发展，探讨中共是如何将这两个原属“舶来品”的概念中国化，并以此来指导革命实践的。② 一、中共对国民党内派系的最初认知 “左”与“右”两个词汇被赋予特殊的政治含义，来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议会针对共和体制的讨论。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理论继承并发展了“左”与“右”的政治含义，以左指代革命的、激进的与进步的，以右指代反革命的、保守的与落后的。布尔什维克党又进一步将“左”与“右”用于区分革命党内的不同派别和政治路线。“左”倾通常用于教条地照搬理论，忽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空想冒进；右倾通常用于抹杀革命性，以修正、改良、投降等倾向指导革命。③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工具，参照苏联经验，用左派与右派来区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派别。李大钊曾在1921年用“极左派领袖”一词形容1915年参加第二国际的列宁，④也曾用左派与右派区分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社会党人是中央派与右派，共产党人是极左派”。⑤后来，中共结合革命实际，将左派、右派等概念用于形容国内各党派中不同派别。陈独秀曾用“进步党的左派”形容由进步党转入国民党的孙洪伊“小孙派”。⑥1923年6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中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目的包括“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⑦ 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是两个革命目标与理想不同的政党。中共早期领袖陈独秀已观察到国民党内部成分复杂，绝非铁板一块，对待中共的态度有差别。1922年4月，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提及，广东实力派陈炯明虽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中山，中共如加入国民党，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⑧陈的这种判断，在中共内部颇有市场，共产国际与苏联建议实行国共合作时，中共内不少人抗拒。 国共合作初成，如何分析国民党的成分，确立基本策略，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最早提出国民党有左、中、右派之分的，是苏联顾问鲍罗廷。鲍罗廷于1923年奉派到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苏联驻广州政府代表，协助孙中山完成国民党的改组，与孙中山等国民党上层人物关系较密切，对国民党内派系有着近距离的观察。他从苏联的理论与经验出发，依据阶级属性与政治表现，将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分为右派、左派和中派，并将这种观察报告共产国际。鲍罗廷认为，国民党右派包括华侨组织的代表，他们实际上已断绝了和中国的联系，只是关注国民革命运动对于他们生活的影响，同国民革命运动毫无共同之处，反而是公开的敌人。右派的另一个阶层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曾经拥有革命理想，但实际上做着与国民革命运动相悖的工作，时而讨好国民革命运动，时而讨好帝国主义，打着国民党的名义谋求私利，是国民革命运动的绊脚石。国民党左派包括一部分民族主义者，他们了解民主的真正内涵和现代社会的运动机制，也了解帝国主义的含义，对改组充满革命热情，这群人也正是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起草者。国民党中派保守人士则由中国意义上的学究组成，他们信奉“年长者的威信”，惧怕新事物，对革命几乎没有影响。⑨鲍罗廷到中国时间不长，对国民党一大代表的构成分析相当多的是根据苏联经验，即一个政治团体内部一定会有左中右之分，进行推论，这也是他对国民党总体构成的初步看法。以当时鲍罗廷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巨大影响力，相信他对国民党派系的分析一定会影响到中共对国民党的认知。只是，笔者尚未找到确凿史料来证明这个影响是如何发生的，程度到底有多大。 国共合作达成后，中共中央为指导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党员，于1924年2月形成《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明确告诫全党同志，国民党内有左、右之分，要区别对待，对国民党内不愿接近中共的人，切不可认为他们是所谓的右派，而“应多方加以联络，以逐渐改变他们的态度”。否则，将不但使与国民党的合作发生困难，“且突然使革命势力内部发生不必要的分歧，以妨害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使国民党不能免左右之分歧”。中共对国民党内派系之争的策略是“化右为左”，而不可取狭隘态度“驱左为右”。⑩ 合作初期，中共依据国民党内部对其好恶来区分，明显有了左派、右派的意识，但合作初成，中共以建立和维系合作为目标，表现出了很大诚意，要求党员不要强化国民党内部的左右分歧，而是要求多接近联络右派，“化右为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