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623/j.cnki.36-1341/c.2022.02.001 近几年随着中共党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和新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如“新革命史”)的提出，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度、广度有了很大变化，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一些研究让人耳目一新，对推动和深化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但有些所谓研究，不仅重复了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甚至曲解了原本清楚的历史事实，如在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成立85周年时，有人先后发表了《从红军晋西游击队到红二十六军——红军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后的发展》《红军陕甘游击队的诞生》等文章①，其文献基础和基本观点主要来自某几种回忆录，没有很好地利用和解读研究该问题已有的核心资料和研究成果。其观点一个总的基调，就是把红军晋西游击队说成是红二十六军的源头和主干，形成了“红军晋西游击队——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这样一条主线，而其他游击队、起义和改造的部队只是起到了补充作用的支干。笔者认为，该观点不仅破坏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创建红军历史的完整性，也忽略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先辈对创建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卓越贡献。同时，近十年对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历史的研究中，涉及许多重大和有争议的问题，如西北反帝同盟军、“三甲塬缴枪”事件、“陕北肃反”等，都有了深入的研究，②但个别研究者的观点或提出的问题，仍有值得商榷之处。因此，本文以1930年至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建立前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为主轴，对红二十六军建军前史作进一步梳理，并对红二十六军建军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提出自己粗浅的看法，目的是进一步推动对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根据地历史的研究和探索，也请方家指正。 一、清涧、渭华起义与陕甘红军的建立 要讨论陕甘根据地建军史，不能不研究八七会议后陕西发生的一系列起义。这些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陕西建立工农武装的艰辛尝试。1927年9月，八七会议精神与文件被李子洲带回陕西，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又称“九·二六”会议)对八七会议精神表示“完全接受”③，并作出全省“准备总暴动”的决定。④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全省总暴动决议的目的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工农军队。受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九·二六”决议鼓舞，在陕西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冯玉祥“清共”后的迷茫中走了出来，开始了新的革命斗争，把建立人民军队与士兵运动、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先后发动了10余次武装暴动。其中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和旬邑起义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建军史上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红二十六军的创始人刘志丹、谢子长等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1927年10月的清涧起义中，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组成陕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李象九任代旅长，唐澍任参谋长，并组成部队党委，唐澍任书记。⑤1928年5月的渭华起义中，建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唐澍任工农革命军总司令，王泰吉任参谋长，谢子长任军党委委员兼第三大队大队长。⑥尽管清涧、渭华起义都失败了，但它们在红二十六军建军史上的主要意义在于：第一，锻炼了一批军事干部。不管是清涧起义还是渭华起义，除了唐澍、康益民等少数军事领导人牺牲外，领导过清涧起义的谢子长、领导过渭华起义的刘志丹以及参加不同起义活动的王泰吉、阎红彦、杨重远、白锡林、雷恩钧等，后来都参与了红二十六军的创建。第二，认识到农民是革命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提出了游击战和在敌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清涧起义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渭华起义是中共“陕西党第一次直接领导与发动农民群众并与军队互相配合进行的武装斗争”，和清涧起义比较“是进了一大步”。⑦宋哲元镇压渭华起义期间，刘志丹、许权中等军事领导人对游击战有了初步认识，提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不能在此久留与敌人硬拼，应该转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又有回旋余地的渭北山区建立根据地”⑧。因此，不能忽略了清涧、渭华等起义在红二十六军建军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开始了建军新路径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共陕北特委提出的“三色”建军理论，对红二十六军创建有着重要的意义。1929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⑨在榆林红石峡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认为“搞武装斗争可以有白色的(白军工作)、灰色的(土匪工作)和红色的(公开组织革命军队)三种形式”⑩。“三色”建军理论的基本内涵是：(1)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白色的)，策反国民党军队；(2)根据中共相关政策改造土匪(灰色的)，使其加入工农红军；(3)直接打出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红色的)，进行公开的革命活动。刘志丹对如何建立革命武装有更深刻的认识，他说：“枪杆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现成的办法是把各种民间的武装和敌人的武装变成革命的武装。这就要我们灵活运用各种办法，关键是团结群众，再就是团结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军政官员、绅士、老先生，能团结的就要主动去做工作，争取他们，团结他们。这样我们才能有基础，站住脚。”(11)刘志丹、谢子长等正是通过“三色”建军理论的实践，在国民党军队中实行兵变、改造民团(包括土匪)、建立游击队，最后统一到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下。 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源头问题 有人在多种场合否定“南梁游击队”或“刘志丹游击队”的存在，是想说明晋西游击队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唯一源头。那么，南梁游击队(刘志丹游击队)究竟是否存在?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这个问题本来是清楚的。为了回应否定南梁游击队存在的观点，笔者不得不对刘志丹以南梁为中心建立游击队的问题再做梳理。另外，关于刘志丹、谢子长早期革命活动和建军历程，包括南梁游击队与晋西游击队建立过程，保留下来的原始资料比较少。因缺乏一手文献的支撑，许多重大问题只有依赖于各种回忆、口述等资料进行讨论。通过这样的讨论，我们才能搞清楚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从哪里来。 1929年春，刘志丹、曹力如、王子宜通过改选的方式控制了保安县(今志丹县)民团，并在民团中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同时，刘志丹打入陇东民团谭世麟部，取得该部骑兵第六营营长的合法职位，“陕北党组织动员了一批党、团员和农民参加部队，又从保安民团中抽调了一部分人和枪，组织起一百几十人的部队”(12)。从此“陕甘地区有了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13)，为在陕甘边进行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1930年夏，谢子长、刘志丹在谭世麟部建立一个团，谢子长任团长，刘志丹任骑兵第六营营长。李力果、阎红彦将宜川杨庚武部周维琪营拉出来成立一个营，张廷芝民团被谭世麟收编后成立一个营。这是刘志丹、谢子长第一次合作“挂兵建军”。因遭到反动民团头子张廷芝的偷袭，刘志丹、谢子长第一次联合建军失败。刘志丹、谢子长建军失败后回到陕北，根据陕北特委指示成立了陕北行动委员会，谢子长、刘志丹分别任正、副总指挥。刘志丹、谢子长利用社会关系，在苏雨生部王子元旅第十五团成立了以共产党员张东皎为队长的学兵队，组织30余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在学兵队学习，“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以后的靖远兵变和西华池兵变，都是他们起了主要作用”(14)。早期创立陕甘边游击队和红军的一部分人参与其中，如高岗、张秀山、贺晋年等。刘志丹、谢子长两人时聚时散，为建立红军奔走。谢子长主要在甘肃靖远、平凉等地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刘志丹主要在陕甘地区做各种民团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