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88年两伊战争停火为界，伊朗外交政策可分为两个阶段。停战前，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象其它新生政权一样感到不安全，并且从其思想体系出发观察地区形势，认为在本地区建立伊斯兰秩序是可能的。伊拉克侵略伊朗以及阿拉伯世界全力以赴支持萨达姆·侯赛因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伊朗领导人开始对其中东政策进行反思。尽管伊朗由于重建经济的需要而大幅度地调整了它的中东政策，但从非经济因素考虑，其革命信念依旧未变。停火后的几年，伊朗曾把革命热情和干劲迅速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90年代初期，伊斯兰革命思想再度高涨，对经济建设形成严峻挑战。 停火后，伊斯兰革命遗风左右着伊朗外交政策的制定，但基于民族利益，它从许多方面接近伊拉克、中亚、德国和远东，同这些国家和地区交往。值得一提的是，革命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对伊朗的主权和独立变得非常敏感，“从外国控制下争取政治独立”已是这个革命阶级信念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宗教和宗教观将使未来伊朗外交政策蒙上阴影。伊斯兰革命思想的强烈灌输和带有强烈民族色彩的外交政策成为宗教政治化的主要原因。伊朗宗教阶层甚至在反国王斗争的那些年间就已对穆斯林主权和穆斯林荣誉怀有强烈意识，在伊朗的各个集团和阶层中，除宗教阶层外几乎都没有严格界定的世界观和强烈的与本阶级相一致的利益。所以，了解伊朗宗教理论基础及其社会立场非常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伊朗革命的演变。 现行伊朗宗教观念，其理论框架的核心是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对阿拉伯、中东和伊斯兰地区的控制，穆斯林主权是其外交政策和行为的核心内容。伊朗非经济领导阶层由于其复杂的历史、认识和心理上的原因，很难与其他精英人物相混合，并且，他们担心其坚定不移、严密保护的信仰结构乃至生活习惯和日常处事方式会受到一点点同化、隔离和孤立。因为伊朗执意要搞更大的地区一体化，故将外部干涉视为地区问题和穆斯林主权的主要障碍。伊朗将对它的民族利益和穆斯林的完整性以及政治合法性的威胁都同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和政策紧密相联，并且认为美伊双方在该地区的利益完全相反。克林顿的双重扼制政策：贸易禁运和撤销大陆石油公司法的取消使伊朗国内流行的某些激进观点，如美国对伊朗革命和伊斯兰教存有敌意等得以强化。在布什任职期间，美伊隔阂有缩小的迹象，克林顿对伊朗政策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进一步加强了伊朗的激进主义，并导致了（人们头脑中）对中东地区原有的某些概念（或恐怖活动、好战等）的复苏。总的来讲，尽管伊朗对外舆论宣传上态度未变，但其实际行为已从国家利益出发。而在直接外部环境保持完整不变的情况下，谨慎的行为和外交政策显示出的有限的反对力量，正是其国内政治结构与伊斯兰革命遗产的双重体现。 这种双重性表现在中东地区比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更为明显，尤其是在对待阿拉伯世界、波斯湾地区和阿以冲突上。伊朗革命后，对前苏联和俄罗斯采取一种既适应又小心的政策。总的感觉是俄罗斯不构成对穆斯林的主要威胁，并且从地缘政治上考虑它在穆斯林世界中的作用不大。冷战期间，苏联得到过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从全球角度考虑，苏联仍是穆斯林世界中对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一种威慑力量。结果，德黑兰不象土耳其，对苏联解体后产生的新共和国表现出野心勃勃的样子，这或许是为同莫斯科协调起见。德黑兰没有屈服于俄罗斯的政治压力，但它还是从与土耳其、阿拉伯国家交往中，从中东和平进程中意识到了俄罗斯所起的作用。显然，伊朗欢迎中亚共和国的独立，但它又拖延对其正式承认，直至独立过程变得不可逆转之时。伊朗政府起初鼓励其私有部门卷入中亚诸国，但由于诸国结构性的低效率和政治上的不稳定，这些私有部门随着本国将兴趣转向波斯湾和欧洲而移资他国。伊朗同这一地区的伊斯兰集团接触之时十分慎重，除了关心穆斯林及其完整性之外，它努力将自己扮演成“穆斯林老大哥”的形象。德黑兰没有分化莫斯科的企图，在同土耳其和有领土纠纷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交往中，伊朗的外交政策得心应手。 尽管存在着文化联系，伊朗在中亚诸新生国家中的作用还是有限的。一方面这些新生共和国内部形势易变，且在尚未最终确立自己的属性和方向之时，伊朗很难与其建立稳定的关系；另一方面中亚诸国不断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因而与德黑兰保持一定的距离。除了象征性的政治姿态和几个已确定下来的联系中亚与波斯湾的基建工程以及向亚美尼亚出售石油之外，伊朗与中亚诸国很少有基础性长期联系。事实上，伊朗和阿塞拜疆的关系相当紧张和互不信任。伊朗指责阿塞拜疆领导集团关于伊北部三省与阿塞拜疆的声明，还指责巴库同以色列的亲密关系。阿塞拜疆领导则公开表明对伊朗政策的厌恶，并指责伊朗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领土纠纷中偏袒亚方。土耳其—阿塞拜疆轴心同伊朗—亚美尼亚轴心构成该地区地缘政治模型。中亚地区由伊朗发起于1991年成立里海组织，这是对土耳其创立黑海组织的反应。莫斯科欢迎里海组织进一步完善制度并实行统一措施。里海组织发展中，德黑兰或多或少地在作体制性的安排及为树立自信心而采取的种种措施上同莫斯科保持一致。然而，在石油领域华盛顿则能够迫使伊朗在开发阿塞拜疆大陆架石油股份中减少五个百分点的份额。 伊朗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总受到这些新生共和国的欢迎，莫斯科利用伊朗来扼制和平息土耳其在其附近的扩张野心。伊朗同本地区拥有文化上的联系，特别是在语言、诗歌、文学、艺术和音乐诸方面更为深刻，非官方交往也更为广泛，伊朗文学艺术社团与诸国相关团体交流甚密。尽管有美国的压力，中亚还是不能忽视伊朗，只是不使自己同德黑兰卷的太紧而已，同时，又通过低层次的文化交流和偶尔的外交往来建立起某种媒介联系。必竟，这些新兴共和国的领导与平民在经历长期的隔绝后，对经济发展和全球性的认可更感兴趣，伊朗作为其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其形象可能不仅无助于而且有害于这些新兴共和国融入国际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