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古典哲学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德国占主流的资产阶级哲学。恩格斯说：“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联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1]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美国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专家平卡德(Pinkard，T.)指出，“自1781年开始，德国哲学在一段时期内统治着欧洲哲学，它不仅改变了欧洲人甚至实际上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关于自身、自然、宗教、人类历史、知识本质、政治以及一般人类理智结构的理解”[2]。 在教育史上，德国古典哲学兴盛的阶段，恰值现代大学形成之时。值得注意的是，康德(Kant，I.)、费希特(Fichte，J.G.)、谢林(Schelling，F.)、黑格尔(Hegel，G.W.F.)等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本身就长期生活在当时的大学中。那么，德国古典哲学的兴盛与现代大学的形成有何种关系，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现代大学的诞生而言，学界重点分析了新人文主义在其中的引领角色，对浪漫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亦有肯定，但鲜有成果论及德国古典哲学在现代大学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实际上，无论是在理念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德国古典哲学及其代表人物都堪称现代大学的重要孕育因素，对现代大学的起源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德国古典哲学家和大学 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均受过大学教育，之后又主要以大学为阵地发展和传播自己的哲学思想。不仅如此，他们还从自己的哲学思想出发，对身处其中的大学阐发了系统而独到的见解，对现代大学及其思想的形成做出了非凡的贡献。这些代表人物的大学思想，最终经由德国古典哲学的信奉者及新人文主义学者洪堡(von Humboldt，W.)在担任普鲁士内政部文化和教育司司长期间，贯穿新创办的柏林大学的实践，成为现代大学的主导思想和原则。 (一)康德和大学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其一生有40多年的大学教育生涯。1740年，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注册学习，1755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取得哥尼斯堡大学讲师资格。1755-1770年，康德承担了繁重的教学工作，每周讲授20～30课时，靠收取微薄的课时费维持生计。1770年，康德被任命为逻辑和形而上学教授，之后多次轮值担任哲学系主任和大学校长。 在康德看来，所有的知识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学生是个体，他们的角色就是理解这种统一，而大学则是理解这种统一最合适的地方。[3]他不喜欢“亦步亦趋的学生”，告诉学生：“你们不是要跟我学哲学，而是要学习如何作哲学思考，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去思考”；[4]“哲学教育的真正方法是如古人所谓的探索式的方法，也就是‘探究’的意思。”[5] 当时的大学由神学系、法学系、医学系和哲学系组成，在其《系科之争(The Conflict of the Faculties)》一文中，康德着重阐述了大学四个系科的关系。按照官办大学的意识形态管控分类，神学系、法学系和医学系属于上层系科，哲学系属于下层系科，但康德并不承认哲学系是低等学科。在他看来，“所谓教育的根本就是哲学教育，哲学系是一所大学最根本、最基础的系科，因为它从事的是理性的事业，也是自由的事业，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独立自主的有道德的人格”[6]。“哲学是一切科学的科学”[7]，哲学系“可以坚持自己认为好的任何命题”[8]，它是一个在自己的学说方面独立于政府命令的系科。“这个系科并不发布命令，但却有自由去评判与科学的兴趣有关，亦即与真理有关的一切，在这里理性必须有权公开说话：因为没有这样一个系科的话，真理就不会大白于天下。”[9]康德相信：“很可能有朝一日将会实现最末的系科成为第一系科……而政府则会在哲学系的自由以及从中生发出来的洞见中，找到比它在自己的绝对权威中更好地达到其目的的手段”。[10]令人惊讶的是，康德的上述预见，在1810年创办的柏林大学中得到了应验。 (二)费希特和大学 费希特是德国古典哲学承上启下的人物。他一方面被认为是由康德发展出来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另一方面又被当作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奠基人之一。从1780年开始，费希特先后在耶拿大学、维滕堡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习，1794年被聘为耶拿大学教授。 18世纪后期的耶拿大学遇到了难得的发展契机，由于特殊的原因，这所大学要分别向魏玛、科堡、哥达、迈宁根这四个不同的图林根贵族负责。由于四个邦国之间缺乏协调，结果便形成了耶拿大学不须向任何人负责的局面，学校里的教授因此获得了空前的教学和研究的自由。1775年，担任魏玛文化部长的歌德(von Goethe，J.W.)开始掌管耶拿大学，他很快就吸引了一批文学和科学的领军人才，最著名的有席勒(von Schiller，J.C.F.)、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人。1789年，席勒被聘为耶拿大学特聘教授，他在题为《何为历史以及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What Is Universal History and Why Do We Study It?)》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了“谋生型学者”和“哲学型学者”的区别。他将目光狭隘、以专业为导向、仅仅为了谋生而学习的学生称之为“谋生型学者”或“面包学者”；认为只有“哲学型学者”完全是出于对学习的热爱来大学学习，只有他们才会追求高尚的目标并真正适应大学的环境。[11]席勒强调，大学教育应当注重哲学基础，哲学化应成为学术型学者的基本态度。[12]他说：“在理性的领域中，就像在感官的世界一样，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对和谐的强烈追求不能满足于碎片。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自己的知识完整化；在所有概念能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之前，在能够站在艺术和科学中间，并从这个角度以满意的目光审视自己的领域之前，坚持不懈的研究不能停止。”[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