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22)02-0075-14 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制度主要从西方移植而来，大学制度亦然。因此，中国近代大学与西方大学有异常密切的精神渊源。它们在西方大学的基础上逐步演化，生成与之关系密切但形态有别的组织。现有的许多论述要么将西方做笼统化泛指，要么仅限于指向美国、德国等。事实上，在近代中国大学的发展历程中，除美国、德国、日本等国之外，法国也曾对中国大学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延续到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文教和科技进展之中。本文以巴黎大学为基点，打捞几近湮没的历史暗流，考察中国大学与法国大学的深层交互，借以挖掘中西学术互动的历史镜像及理论意涵。 一、问题提出：充满悖论的“西土情结” 近代中国大学深受域外名校的影响。是时，许多人长期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外国的办学模式和学术思路，许多名校都曾取法于外国名校。相当一部分人将自己留学时的母校或接触的其他名校作为中国大学改造的蓝本。许多高校还经常比附于外国名校，自抬身价。这种牵强的比附，折射出国人对这些学校的依附心理和主体意识的薄弱及自信的欠缺。此间，国人长期眼光向外，极为歆羡欧美名校，且积极效仿，其心态可谓羡憎交织。[1]而其参照的样板，北美的主要是美国东海岸的常青藤名校，西欧的则主要是德国、法国的名校，特别是柏林和巴黎的名校。总体而言，国人形成强烈而持久的两种情结：一种是“西欧情结”，一种是“常青藤情结”。前者以“巴黎情结”和“柏林情结”为代表，后者则以“哈佛情结”和“哥大情结”为代表，尤以“哈佛情结”为甚。这些高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大学的历史想象、路径选择及发展形态。是时，哥伦比亚大学乃蜚声世界的新教育、新史学中心，相当一部分中国名流出身于该校，如唐绍仪、蒋梦麟、胡适、郭秉文、马寅初、陶行知、冯友兰、金岳霖、顾维钧、宋子文、蒋廷黻等。哥伦比亚大学校友在中国政界、学界、商界的风头最健。而哈佛大学出身的中国名流也为数极众。20世纪20年代，东南大学的许多课程设置与哈佛大学深度关联，更有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精神传人在该校组成“学衡派”。[2]1931年，梅贻琦出长清华大学后，主要融合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模式创造新的办学格局。1936年，哈佛大学校友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后，也一直关注哈佛大学的改革，吸收其经验。1946年，西南联合大学复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向近代“大大学”转轨的过程中，也明显吸收了哈佛大学等校的经验。然而，正是在对西方大学的急迫学习、效仿和崇拜中，许多中国大学曾一度迷失自我，忘了是在哪办大学、为谁办大学。这些国家的大学模式和名校经验，一直如遥远而充满魅惑的他者一样，影响中国大学的路径选择和方向设定。这些他者对中国大学的发展有利有弊，形成诸多助益，但也造成制约、误导等消极影响。在此生态下，中国大学的自主意识和能力无从谈起，也就难以维护学术主权。[3] 钱穆深叹：“中国全国新式学校及其教育精神，其实皆已西化。”[4]1931年，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专家考察中国教育后亦批评中国教育受外国影响过深，许多留学生推动教育变革时，“求中国之美化或欧化”[5]15。近代中国大学正是在与域外大学的互动中，形塑了中国大学的精神气质、学术网络和现实走向。这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西方大学。中国大学最初以日为师[6]，之后则一度采行美制。时人即称：“吾国新办教育，垂三十年。前二十年可称日本化，近十年可称美国化……一般有识者已感日化美化均不适宜……无论何国教育，必须本国化。”[7]然而，从历史源流看，日本的大学主要取法于德国。[8]这提示我们，近代中国大学的域外资源，绝不仅仅是日本或美国；于此之外，至少还有深刻的欧洲渊源。 一般来说，19世纪的现代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5个国家或地区：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及美国。多数高水平学者、大学都云集于此。他国大学，“无论是就数量还是就国际声誉而言，都无法与这五个地区的大学比肩”[9]。直到20世纪前期，能被公认为近代学术核心国的只有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它们构成世界主要的学术中心，尤以前3个老牌国家最强。全球主要的高水平大学和学术机构均分布在这些国家。其中，德国学术尤以彻底性令各国学者炫目和神往，号称“世界学术德最尊”[10]；柏林更是被公认为世界瞩目的学术之都，名校甚众、名流济济。许多留学他国的学子在归国前，往往将赴柏林游历、访学作为留学生涯的终点。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学术水平正迅速逼近西欧①，但是，总体上说，国际学术中心仍在西欧，全球公认的顶尖大学也都在西欧。清华大学学子认为，清华大学在国内并不差，但是，若放眼全球，“国内有几个够得上美国大学的资格?更有几个敢望德国大学的水平线上瞧瞧”[11]? 如此一来，近代中国大学在办学取向上也就出现诸多奇异的现象。第一，中国深受日本影响，但鲜有“日本情结”。蔡元培在民国初期任教育总长时，曾力图博采各国众长，但是，最后因人才所限，只能较多地师法日本。对此，蔡元培说：“现在我等教育规程，取法日本者甚多。”[12]日本大学影响了清末民初中国大学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总体框架和中国大学的基本风格。[13]早期的中国大学对日本大学的办学格局和水平极为推崇。京师大学堂对东京帝国大学、国内各高等师范学校对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效仿，都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大学甚少有“日本情结”。[14]第二，哥伦比亚大学对中国教育界的影响深远，但只有极少的中国大学有“哥大情结”。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甚至直言，他并不向往那种规模宏大的名校(暗指哥伦比亚大学等校)，而是希望中国建成像普林斯顿大学那样小而精、以文理为中心的一流大学。实际上，近代中国大学往往普遍呈现浓厚的“哈佛情结”或“麻省理工情结”。第三，留欧学子中以留英者最多，但是，中国大学在办学模式和风格偏好方面，却对欧陆大学模式有更多热情。1916年，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后的改革，主要参照德国古典大学模式，该模式又被推广到国内其他许多高校[15]。第四，在办学水平上，德国大学比法国大学更为突出。然而，从学术辐射力来说，巴黎大学对中国大学的影响恐怕未必逊于柏林。德国和法国大学的模式乃是近代多国大学的主要原型，其中，德国模式对奥地利、美国、日本、俄国(苏联)等国的大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法国大学也有其影响。在德国大学崛起之前，法国曾长期是世界学术和科技中心，法语曾是西方通行的世界语，巴黎是许多国家向往的学术重镇。德国大学最初也是在借鉴法国经验的基础上迅猛发展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