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2.04.14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知识经济时代，博士生作为我国科研力量的主要后备军，其培养质量对提升国家竞争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随着博士生招生规模的全球性扩张，社会各界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质疑层出不穷，即使是享有“黄金标准”之誉的美国也难逃诘难。2019年Nature全球博士生调查结果显示，1/4的受访者将自己视为“假博士”，深受“冒充者综合征”的困扰，对自身能够胜任科研活动的信念不足，认为其能力难以匹配最高学历，时常陷入紧张、焦虑和自我怀疑的消极情绪，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科研投入及科研绩效[1]。虽然我国也参与了此次全球调研，但覆盖面窄、涉及人数少，难以全面反映我国博士生培养的整体情况。作为衡量博士生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科研信念和科研绩效不仅揭示了博士生的学习态度和科研过程，还反映了博士生教育的阶段性成果。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分析我国3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4521名博士生的调查数据，从科研信念和科研绩效出发，探究影响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为促进博士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一)培养环境、科研信念与科研绩效 培养环境是培养单位提供的、与博士生成长和发展密切相关的系列环境的总称，包括物质环境、文化环境和指导环境。其中，物质环境是保障博士生开展科研活动的前提条件，包括研究场所、工具和资料等科研条件；文化环境是高校和院系通过学术活动积淀所形成的文化底蕴；指导环境是博士生成长过程中导师提供的指导和支持[2]。本研究所指的博士生培养环境主要包括科研条件、学术氛围和导师指导三方面内容。科研信念是博士生对自身科研能力的信心，包括科研效能感和科研压力，前者指博士生相信自己能够胜任相关科研活动的一种思想状态[3]；后者指外部环境与个人能力失衡时产生的系列负面情绪[4]。关于科研绩效，目前学界主要秉持结果导向的绩效观，以学术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作为衡量指标。而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价方法并不能全面反映研究者的科研能力和科研贡献。因此，本研究将科研绩效视为结果、行为、过程和能力的统一体，包含任务型绩效和创新型绩效。前者指博士生读博期间的科研产出，是对其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的综合考量；后者指博士生在读博期间提升的科研能力，如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等。 良好的培养环境有利于提升博士生的科研信念。研究表明，合适的研究场所和研究工具、充裕的研究资料和经费不仅是博士生顺利开展科研活动的前提，也是减少博士生科研压力、提升科研信念的重要因素[5]。浓厚的学术氛围意味着博士生拥有较多与同学、老师和领域专家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这对提升博士生的科研信心以及面对学术困难的韧性和毅力具有重要意义[6]。导师提供的科研指导能有效提升博士生的学术支持获得感，尤其当博士生遭遇科研困境时，导师及时的鼓励和帮助是增强博士生科研效能感、缓解科研压力的重要手段[7]。 培养环境是影响博士生科研绩效的重要因素。博士生对奖助体系、学术交流和导师指导的总体满意度越高，他们表现出高绩效水平的可能性越大。奖助学金以外在激励和机会补偿的方式对博士生的科研绩效产生影响，研究资料等其他科研条件则通过影响博士生对科研前景的预期进一步作用于他们的科研投入和科研表现[5]；博士生与学术共同体的交流互动能显著预测博士生的创新成果[8]；导师支持不仅能帮助博士生解决当前的科研难题，还能将相关专业知识以及解决困难的方法传授给博士生，对提升博士生的科研产出具有重要作用[7]。 科研信念与博士生的科研绩效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研究发现，科研效能感不仅直接影响博士生的科研投入和科研产出，还通过影响其科研兴趣和未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决心和抱负进一步作用于他们的科研绩效[9]。压力和绩效之间的关系则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大量研究证实了科研压力能负向预测科研绩效，但也有部分研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或者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压力能提升科研绩效，过高的压力抑制科研绩效[10]。本研究所指的科研压力更多是博士生由压力产生的负面情绪，包括焦躁、紧张和崩溃等，对博士生的身心健康、学习效率、创新思维和科研产出等均存在不利影响。为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培养环境越好，博士生的科研信念越强。 H2：培养环境越好，博士生的科研绩效越高。 H3：科研信念越强，博士生的科研绩效越高。 (二)科研信念的中介作用 社会认知理论强调，环境因素一方面可以直接影响个体的身心机能、行为和结果；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影响个体的身心机能对其行为和结果产生间接影响。其中，身心机能主要指主体的生理情绪反映及认知能力，包括信念、态度和价值观等。应用到本研究中，即培养环境不仅直接影响博士生科研信念和科研绩效，还通过科研信念对科研绩效产生间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