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爱问题是长期困扰英国和爱尔兰、涉及北爱两大对立教派居民切身利益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类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涉及国际国内各个有关方面，这个问题曾一度被人们识为是一个难以开解的死结。但不久前在贝尔法斯特举行的北爱多党谈判，在英爱两国政府和北爱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冲破重重障碍和阻力，达成了有关北爱尔兰政治前途的和平协议，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协议基于均衡的原则，照顾各方的利益与愿望，在强调北爱继续留在英国的同时，宣布将成立新的跨边界机构（北南部长委员会），使北爱与爱尔兰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协议规定采取比例代表制的方式选举产生拥有广泛自治权利的北爱地区议会，北爱民族主义者享有平等的发言权；议会的决议需经“平行一致同意”（即得到两个社团双方代表的多数支持）方能通过。组建有各方代表参加的执行机构（内阁和各部），只有承诺实行民主和采取非暴力手段的人才能担任内阁部长。协议还宣布成立由英爱两国政府和北爱、苏格兰和威尔士议会以及英属海峡各岛代表组成的不列颠与爱尔兰岛屿委员会，讨论各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协议还就爱尔兰修宪问题、在南北爱尔兰举行全民公决以及解除准军事组织的非法武装等问题作了相应的宣示和规定（注："New assemblyis cornerstone of a historic deal",The Times April 11,1998.）尽管要把纸面上的协议变成现实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但是协议的达成无疑为最终结束30年的流血冲突、全面解决北爱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前进的基石。 北爱问题的由来 北爱问题由来已久，它是英国历史上爱尔兰问题的延续，是英国对爱尔兰长期实行殖民扩张和统治的历史产物。爱尔兰原本是一个与英格兰并立的国家，其居民系凯尔特人的后裔，信奉罗马天主教。公元12世纪，英国的撒克逊一诺曼王朝入侵爱尔兰，逐步确立了英国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大批英格兰与苏格兰人移居爱尔兰北部，占据爱尔兰人的土地开发种植园，形成了当地居民与移民之间的深刻矛盾和利益冲突。与此同时，16世纪英格兰进行的宗教改革，又加剧了北爱当地居民与改奉新教的移民之间的宗教对立。1801年，英国通过合并条例形式并吞了爱尔兰，组成了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 自从英国入侵爱尔兰以来，爱尔兰人民反抗英国统治，要求民族独立的斗争从未停止过。1921年英国在内外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决定在爱尔兰实行分治，南部以天主教徒为主的26郡组成爱尔兰自由邦（后脱离英国的统治，正式独立），北部以新教徒为主的6郡仍留在英国内， 作为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北爱尔兰留在英国，这对于大多数爱尔兰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他们要求实现爱尔兰的民族统一。 但是占北爱兰居民大多数的信奉新教的英格兰与苏格兰移民的后裔，却极力主张与英国保持统一。实行内部自治的北爱议会和政府实际上由这派势力的政治代表北爱统一党把持，他们在社会经济领域推行对天主教居民的岐视性政策。 60年代末，随着北爱天主教居民中民权运动的发展，北爱地区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居民之间的矛盾激化，爆发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和骚乱，英国中央政府派大量军队前往镇压，并于1972年宣布撤销北爱议会和政府，由中央政府对北爱实行直接统治。英国耗费巨资，试图依靠武力在北爱恢复秩序（在70年代动乱的高峰时期，在北爱的英国军警人数曾达到22000多人），但收效甚微。 爱尔兰共和军针对英国军警和政界要人的恐怖活动以及他们同新教徒准军事组织之间的仇杀、暴力冲突频仍，还不时酿成群众性的骚乱。暴力浪潮甚至蔓延到英国和爱尔兰本土。据统计，近30年来围绕北爱问题的暴力活动与动乱已造成了3200多人丧生，3万多人受伤，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平民。 英爱两国为防范暴力活动支付的费用，每年都在4亿英镑以上。 艰难曲折的和平进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爱问题已成为压在英国身上的一个越来越沉重的包袱。它不仅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和人力消耗，并给英国的国际形象及其对外关系造成了诸多损害。英国政府感到难以用武力解决问题，希望以其他适当方式甩掉这一包袱。因此80年代中期北爱和平进程开始缓慢起步。1985年英国和爱尔兰两国政府签订了“英爱协定”，规定建立政府间机构，协商处理北爱事务。这标志着英国对爱尔兰政府参与解决北爱问题的首肯。但是，由于北爱对立两派的分岐根深蒂固，特别是当时并没有吸收两派（包括极端势力）的代表直接参与和平进程，这一进程实际上长期陷于停顿。 进入90年代以后，北爱和平进程逐渐出现了转机。这首先和北爱地区内部的事态有关。久拖不决的北爱问题不仅把英国搞得精疲力揭，更使深受其害的北爱对立的两派居民感到难以再忍受，他们对长期的恐怖活动和紧张状态感到厌倦。以武力实现爱尔兰统一为宗旨的爱尔兰共和军及其政治组织新芬党面临巨大的压力，感到前途渺茫。内外各种因素促使他们考虑改变策略，寻求新的道路。另一方面，亲英的新教徒联合派也不得不面对变化了的政治现实，为了换取稳定和对主要权柄的控制，必须考虑赋予北爱具有不同宗教信仰和民族属性的另一部分居民以平等的权力，使他们感到有真正的安全与归属感。其次，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两极体制的终结，总的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和平解决争端（包括国际争端和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宗教纠纷）已成为一种“国际大气候”。久拖不决的南非问题已实现了政治解决，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进程也取得重要进展。这对于北爱问题的解决是一种推动与鼓舞。与此同时，在冷战后新的战略环境下，共和派一些领导人认为，英国似乎不再象过去那样，“出于战略利益”需要留在北爱尔兰，那种“以武力把英国人赶出去”的立论再也站不住脚。从现实政治出发，值得谋求北爱问题的政治解决一试（注：M.Cox:"Bringing in the 'international':theIRA ceasefire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Affairs 73,4( 1997) p.682 — 686.）。另外，美国开始更加积极地插手北爱问题。在冷战条件下，英美之间结成了亲密的安全伙伴关系。美国历届政府囿于这种关系一向把北爱问题看成是英国的内部事务。冷战后，克林顿政府开始积极介入北爱事务。这就为北爱天主教派民族主义领导人在北爱和平进程中玩“美国牌”提供了更大的机会和可能（注：同前引文，第677页和686—6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