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2)02-0013-10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22.02.02 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Immanuel Kant)意图以分析的方式给出道德法则和绝对命令；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进一步从道德法则由以可能的自由出发“建立起”一套关于实践理性的基本原理。似乎在给出这一套理性原理之后，实践问题就解决了。但真的是这样的吗？根据其对道德之纯粹性和无条件性的强调，很难设想它能够在人的生存中得到“直接”的见证①；既然道德无法得到生存的直接见证，理性的纯粹实践原理又怎能有现实性或实在性呢？如果理性的纯粹实践原理缺乏现实性，道德的善又如何能够落实在大地上呢？ 在这样的思想处境下，康德意图通过重新解释基督教的一些基本原理，以为道德法则的给出、道德实践之终极目的的现实性(至善)提供基础。就此而言，《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既是批判理性时期作品的落脚点，亦为它们赋予了真正的基础。本文意在分析信仰(作为人性原型，也是上帝之子的耶稣)何以是康德实践哲学的隐秘的起点，以及这一起点与(人的)理性的深度纠缠②；以此分析康德如何与传统基督教神学对峙，诊断启蒙的真理意义之所在的问题。康德的这些分析深刻地进入德国古典哲学，塑造了黑格尔(G.W.F.Hegel)、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等人的思想，他们也分别在这个问题上以自己的方式突破或推进了康德哲学。 一、从启蒙时代的基本问题谈起 与基督教主导的中世纪相对，近代社会以启蒙(时代)言称和确立自己。启蒙之谓启蒙，首要在于走出恩典的时代，并在理性中确立自身。用康德的话讲，“启蒙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受监护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格言”[3]。“咎由自取”这个词说明，人的受监护或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乃是自我招致的，即：因为习惯了受监护、习惯了被他人指导，人已经丧失使用自己的理智进行判断，因而无法认识自我的状态。启蒙的意义在于重新唤起每个人自身“被赋予”的理智，使其走出自己招致的受监护或让他人指导的状态。“有勇气使用自己的理智”就有着这样的双重含义。但最终，如果“学会了”使用自己的理智，则他人指导就无从谈起了；相应地，受监护或让他人指导也随着自己理智的成熟而告终。问题有四：使用自己的理智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启蒙时代之前的人就没有理智了吗？很明显，是有的。由是，启蒙时代的“理智”与前史的“理智”差别在哪里呢？何以这种差别就造就了启蒙和非启蒙呢？ 我们知道，晚至13世纪末，佛罗伦萨就已经开启了其全盛的时代，其人口、银行业、毛纺织业等也达到其能达到的历史高度——都铎王朝在16世纪的飞速发展同样是依赖于羊毛等纺织行业。到14世纪中叶，其毛纺织业更是得到飞速的发展。根据布鲁克尔(Gene Brooker)的研究，即使在13世纪，这些产品也广泛地见于几个大洲[4]。15世纪末，三大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兴起更使得现代商业蓬勃发展。技术的进步、商业的发展标志着传统地域和观念的打破，伴随着这个进程，一种远不同于前史时代的“人”(现代人)出现了。他们打破了地域和传统观念的限制，追逐利益[或许是有某种天职观念的影响——韦伯(Max Weber)]、实现自身的追求或价值成为唯一的诉求。从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对“现实”的描述、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洛克(John Locke)等人对人的“自然状态”的理解和设定看，这种人的出现已经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并要在新时代中确立自身和时代的意义所在。在此，笔者无法详述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们对这种状况的诊断，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一切传统观念都无法解释现代人和现代事物的出现，它需要重新在自身中奠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它将如孤魂野鬼般飘荡在新时代的上空(现在的那些占有现代生活价值、但却完不成自身奠基的地域或国度依然如是)。 “走出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和“敢于认识、敢于使用自己的理智”面对的正是这样的时代局面：启蒙既是指在自身中确立自身，更是不得不在自身中确立自身。从前者来看，启蒙是一项思想任务；从后者来看，启蒙则是一种历史使命。作为一项思想任务，启蒙需要论证人何以能够在自身中确立自身，即：需要重新为理性赋予意义③；作为一种历史使命，它意味着历史的断裂和重新出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新厘定其与基督教传统的关联。 在基督教时代，(人的)生活和历史在上帝中确立，因而是有真理意义的。如果启蒙时代要在理性自身中确立，就不能丧失已经“获得”(恩典)的真理意义；其与基督教的历史(中世纪)的断裂就意味着，它不得不在理性中确立一个绝对的起点，并沿着这个起点出发作(绝对的)真理论证。否则，新时代就能沦为一种思想和历史上的倒退，并最终丧失真正的自我和真理这一双重的困境。换言之，如果启蒙的意义在于“敢于使用自己的理智”，那么确立自己(自我)的这一理智(理性)必须具有真理性——一种取代“恩典中的真理”的“理性的真理”。这既是康德(实践)哲学的任务，也是启蒙时代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