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自1979年复出后，创作了风格独特、辨识度强的《蒲柳人家》《渔火》《京门脸子》《瓜棚柳巷》等多部彰显“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①这一美学取向的小说名篇，标志其创作真正走向成熟，奠定了他在新时期文坛的重要地位。 然而，相比《蒲柳人家》等小说所受到的关注，刘绍棠早期创作在学界则鲜被提及，深入研究则更少。事实上，刘绍棠于1950年代创作的合作化小说——如短篇《青枝绿叶》《摆渡口》《大青骡子》《布谷鸟歌唱的季节》《山楂村的歌声》以及中篇《运河的桨声》《夏天》，都是兼具思想意义与艺术质地的代表作。在当时特定的文学语境中，这些小说在紧跟政治的同时，还力图表现文学审美要素，形成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并重的特殊形态。这种创作路径使得小说出现了双重文本现象，即主文本重在塑造农民新人与表现“两条道路”与阶级斗争的主题，而副文本则专注于抒写运河滩的自然美、地方色彩、年轻女性的人情美，以及农民新人的情爱世界。这种现象与症候折射出刘绍棠在诠释政治与审美表达之间竭力寻求平衡的深层动机。本文以《运河的桨声》《夏天》中的双重文本现象为重心，试图对刘绍棠早期的独特创作姿态与自我意识予以探究。 自1950年代初在文坛初露头角，刘绍棠创作了一系列具有强烈现实效应和地方色彩的合作化小说。通过描绘家乡通州儒林村的新人新事新风貌，宣传互助合作化政策。这种积极感应时代诉求的创作姿态使得小说具有浓厚的主旋律意识。 刘绍棠早期小说主旋律意识的形成，从他习作期的创作经历即可看到某些端倪。1949年下半年，受抗日题材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与土改小说启发而仿写的《大运河的儿女》《李牛子》《第四路线》等作品，因缺乏现实生活根基、纰漏甚多抑或思想格调不高等问题接连被退稿。编辑告诫他要写熟悉的题材和人物，“要写好的典型”。他按此法写了主人公邰宝林在同学的批评帮助下，一改自暴自弃而重新振作、洗心革面的生活故事《邰宝林的转变》，大获成功。随后又发表了多篇写正面典型的“命题作文”。②1950年2月，短篇《柳树良变了》因“生动、简练、清新的语言”深受好评，刘绍棠还被誉为“神童”作家。③ 在写熟悉的题材、积极的思想内容与正面典型的创作规范下，刘绍棠的主旋律意识初步形成。《乡下妇女》和首次以家乡农民生产生活为题材的《新式犁杖》两部短篇的发表，标志着刘绍棠思想观念的重要转变：“我在学校入了团，对农民贱视的思想，完全没有了，所以对农民发生了极深厚的感情。”④描写解放后家乡农村妇女翻身、翻心故事的短篇《蔡桂枝》中的主旋律意识愈发突显。在深入研究思考前辈作家创作经验和特点后，刘绍棠明确了自己“写农民，写故乡”“决定师法鲁迅先生、苏联的肖洛霍夫和孙犁同志的小说”的创作方向。⑤ 1951年秋，刘绍棠在初读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后即被深深打动。不久，土改题材短篇《村歌》问世。11月，揭示封建残余主题与表现解放后家乡农民思想新变的短篇《红花》深受《中国青年报》时任副主编、文艺部主任柳青和总编辑陈绪宗的认可而被整版刊出。⑥刘绍棠也因此受到共青团中央的关注，作为重点培养对象。1952年9月，首部宣传合作化政策优越性的短篇《青枝绿叶》整版刊载于《中国青年报》，编辑吴一铿对小说赞赏有加。此后，刘绍棠的创作热忱更加高涨，新作迭出。描写农民新人俞青林不顾生命危险、在湍急的河水中成功将载满粮食的汽车摆渡到对岸的短篇《摆渡口》很快便刊载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随即又被《人民文学》转载。尔后，刘绍棠由团中央安排到河北深县农村体验生活，以此为素材创作了短篇《大青骡子》，被编入《荷花淀派作品选》。上述作品的发表，奠定了刘绍棠在新中国第一代作家中的重要地位。 1952年冬，刘绍棠首次接受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邀请谈话，二人约定每年要见两三次面。11月，描写合作社通过推广密植经验大获丰收，以规劝动员单干户加入互助组、合作社的短篇《运河滩上》创作完成。1953年5月27日，刘绍棠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更加紧跟形势，积极宣传合作化政策。随后，短篇《运河滩上》刊载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第一部短篇集《青枝绿叶》的出版，成为了刘绍棠“从习作进入创作，从萌芽进入成长，从试探进入定向的标志”。⑦刘绍棠将第一本样书献给了党支部，第二本呈赠胡耀邦，并购得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认真研读。同年，胡耀邦再约刘绍棠谈话，亲自为他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先后到东北地区团区委，西北、西南地区团县委，中南、华东地区团省委工作。五年期满后调回团中央从事专业创作)。⑧初入文坛的年轻作家刘绍棠在得到团中央的重点培养和关注支持后，对主流政治话语更加充满认同感，并将其自觉地转化为创作价值取向。 小说《青枝绿叶》借新人形象春果、宝贵之间的对话阐明了合作化政策的优越性，并对农村实现电气化、机械化，过上富足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美好前景进行了展望。⑨篇末直接点明教育动员农民的题旨：“互助组好比台阶，咱们是登着台阶一步一步朝社会主义走。”“要想五谷丰登，家家人财两旺，那就得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组织起来……”⑩相比较而言，《运河的桨声》(1955)、《夏天》(1956)的主旋律意识倾向最为突出。人物塑造的类型化、非黑即白的阶级/敌我斗争的二元对立结构以及紧张激烈氛围的渲染，有明显的同质化特征。区长俞山松、村党支部兼合作社领导刘景桂、春枝等新人英雄形象的刻画很有代表性。尤其立场坚定、公而忘私、明察秋毫、临危不惧的俞山松可谓1950年代“高大全”式的人物形象。相反，那些反面人物，无不是阴险狡诈、贪婪自私、卑鄙毒辣、品德低下之流，如私藏粮食、投机倒把的富农田财、周振山，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不法粮贩王六、杨七亮，曾与地主女儿鬼混的退坡变质干部赵明福，出卖革命同志、曾任伪军军官的叛徒、反动破坏分子阎德海以及高明等形象，正是1950-1970年代的政治伦理与文学成规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