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7年出版的《我的千岁寒》的序言中，王朔否认了一系列加在自己身上的标签如作家、知识分子、新贵、流氓、名人等。他的追问直接返回自己的来处，宣称：“十八岁我当海军，正经八百服兵役，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去的，不是为了分房子，升官发财。”①年轻时的王朔和革命年代是高度同构的。当自我被时代分割为不同的身份和标识的时候，内心分裂的王朔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焦灼和不安，在一系列文学行动中公开拒绝被标签化，试图寻找并重组内在自我的统一性。 王朔被标签化最严重的是“人文精神讨论”时期，重新梳理王朔和“人文精神讨论”的关系，历史化地认知被各种论争的词语圈套所遮蔽的文学现场，进入时代内部发现更多有价值的文化信息，与我们当下的精神建构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 “王朔现象”的周边 1993年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文坛风起云涌：周励及其《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争议、“陕军东征”火爆京城、“先锋长篇小说丛书”出版、“人文精神讨论”出现、“深圳首届文稿竞价活动”、“布老虎丛书”开始出版等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轮番上演。当时备受文坛瞩目的王朔，这一年经历了文学评价的冰火两重天。 在1993年1月30日《北京青年报》进行的“1992年十大当红人物”读者评选中，王朔是文学界排名最高的一位，在巩俐等明星之后位居第四。②就在同一天，《中国青年报》开辟了“王朔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专栏，展开对“王朔现象”的讨论。在此之前，《文学报》已经开始了“如何看待王朔现象”的论争。此时商品经济大潮涌起，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给文学艺术带来巨大冲击。同时报刊纷纷扩版和改版，人们接收的信息量倍增。作为时代的晴雨表，这些讨论借助“王朔现象”表达出各自的现实困惑和内心焦虑。9月29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从王朔小说中读出什么》很具有代表性。文章一方面认为作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必要考虑作品的商品性，另一方面又指出：“如果把文学完全建立在一种商品观念上，就必然会损害艺术的特性和精神，就会把艺术变成取悦于人的尤物，变文学为‘逗乐解闷’‘喷饭解颐’的工具，就会拒绝深刻、拒绝意义而媚俗。”③经历1990年代初期的短暂波折之后，文学商品化已经成为1993年最为醒目的话题，王朔更是和这个话题紧紧捆绑在一起。 在此之前的1992年被媒体称为“王朔年”。这一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王朔文集》，开当代作家出版文集之先河。同年小说集《编辑部的故事》(沈阳出版社)、《爱你没商量》(华艺出版社)先后出版，销量非常可观。同时，王朔与刘毅然、莫言、刘恒等12位作家于1989年成立的“海马影视创作中心”也正式获得存在合法性。接着王朔与深圳先科公司合作开办了“时事文化咨询公司”，与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合作成立了“好梦影视策划公司”。至此，先富起来的“文化个体户”王朔，一跃成为当时文化生产的领军人物。直到1999年12月24日，在《北京晚报》推出的“90年代回顾专辑”中，王朔仍然被评为“90年代十大文化人物”之一。池莉曾经颇有感慨地记录下了“王朔热”的盛况：“在大街上随手抓住十个现代青年，十个之中至少有六个可以大谈王朔。”④可是老诗人公刘对“王朔热”的评价却截然相反。在一篇写于当时的标题为《九三年》的文章中，公刘指出：“个别走红的作家，被捧为‘京味’正宗；‘过把瘾’和‘没商量’之类文理欠通的、市井哥们儿之间的‘侃’，成了报纸上反复出现的标题。”⑤文章还例举了大量当时的文化现象，认为王朔等人的大热是“文化大溃败”的代名词，让人眼花缭乱的商业文化景观是“全民族的堕落”的表征，从长远来看是“一出绝对的悲剧”。此时的张承志与公刘有着相似的判断，同样认为文学商业化、世俗化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堕落行径。“未见炮响，麻雀四散，文学界的乌合之众不见了”，“所谓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需寻各自门；不过一股脑都涌向了商人门了”。⑥面对文化的低潮和堕落，张承志明确表明自己决不随波逐流，宁愿做“一个流行时代的异端”。 其实在1993年文学商品化的大潮中王朔并没有做什么太出格的事情，为文人经商摇旗呐喊的是张贤亮，他甚至提出“文化商人”的概念，在当时沸沸扬扬的文人下海的争论中独树一帜。张贤亮认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文化发展的绝好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是知识分子施展抱负的大好时机：“是文化和文化人恢复到正常的、适当的、主动的状态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历史转机”，⑦并且指出知识分子只有在经济生活中积极参与取得实绩，才有可能在未来干预社会生活。张贤亮认为知识分子对商品经济毫不陌生，并且坚信文人下海比大多数职业商人和企业家更有优势：“我们的智慧、知识、经验和社会关系就是我们雄厚的资本!”⑧王蒙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及市场经济对文学发展的益处，指出王朔“既能迎合市场的需要又能发挥他自己的个性，充分利用市场为他提供的活动舞台”，⑨认为这样的作家才是真正跟得上时代的作家。 1993年5月23-27日召开的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对策研讨会”，首次将文化划分为自娱和民俗文化、公益和高雅文化、娱乐文化等不同文化类型，并且分别采取不同的文化政策。会议认为大众化、通俗化的娱乐文化是典型的商业文化，具有很高的经济效益，鼓励其顺应市场经济加快发展。⑩正是有了政策的支持，文人下海呈现井喷之势。张贤亮创办“宁夏艺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陆文夫创办“老苏州弘文有限公司”，谌容创办“快乐影视中心”。胡万春赴越南经商，叶蔚林、韩少功联袂到海南创办杂志和实业公司。作家不再羞于言利，而是开始公开卖文。笔名“周洪”的畅销书写作群体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签约3年，宗福先、陈村等33位作家签署了“九三一约定”，对影视剧本稿酬最低标准明码标价。作为其中影响较大的王朔，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有了明确的商品意识，并且为文人下海做了示范。“从王朔开始，‘买’‘卖’双方商讨稿价，文人不再受制于统一稿酬标准：‘死要面子’到公开议价，理顺供求关系变得名正言顺无可非议，王朔确实功不可没。”(11)他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把文字的价格给炒了上去，成为靠自己稿酬生存的作家。作为文人下海最成功的案例，王朔自然成了首选的批评对象。 同样是下海，王朔和张贤亮受到完全不同的评价。多数下海作家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太多指责。人们对王朔的批评实际是对所谓“痞子文学”借助文学商品化而风行感到愤愤不平。其中“老愚”的文章具有代表性，他声称“王朔现象”是“一只色彩斑斓的毒蜘蛛”，认为王朔“把痞子语言合法化，把痞子意识神圣化”，并且不无深刻地指出：“王朔的流行，归根到底乃在于当代文化和生活的贫乏。”(12)之所以对王朔的批判能够引起广泛共鸣，应该说老愚抓住了人们焦虑的核心。无论是物质利益还是象征资本，王朔等人极大的丰盈和当时人们普遍的贫困构成巨大的反差，给人们造成的心理震荡触目惊心。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动因下，大量报刊纷纷加入，掀起了颇为壮观的“王朔现象”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