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2)02-0097-09 刘彬在《也谈“鲁迅为何没多写小说”》①(以下简称《也谈》)中回应了郜元宝《鲁迅为何没多写小说》②一文，质疑郜元宝提出的鲁迅小说创作中断的原因是“不为”而非“不能”的解释，从小说创作的角度认为鲁迅在小说写作实践中遭遇了一系列的写作难题，而又难以突破这些困境，故而难以写出长篇小说和现实题材的小说，鲁迅不多写小说既是“不为”，也是“不能”。《也谈》一文中的观点并非是“以新的眼光和思路重审老问题”，而是沿袭成说，其观点大致不出李长之《鲁迅批判》一书论述的范围。李长之的观点在当时确有新意，但也因著者初出茅庐，充满个人化的解读，有理论先行的痕迹，论述尚有待完善。因此，对其观点理应采取审慎省察、反思、修正的态度，一味采用其观点造成了《也谈》一文研究视野的受限以及相关判断上有欠妥当。本文首先分析李长之鲁迅研究的得失，进而论及郜刘之争的长短，最后对“鲁迅为何没多写小说”这一问题做出新的解析。 一、鲁迅小说创作“停歇说”辨正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完成于1935年，他在书中提出了鲁迅小说创作“停歇”的观点：“本来，一个作家在一生的精神进展上，是有起伏的，这无足怪，也不必怪。况且，一个作家在把他的思想情绪找到用另一种方式表达的时候，当然会对于某一种表达的方式有所弃置。……因为，他要说的话，已经另有所寄托了。鲁迅，从一九一八到一九三三，差不多整整出了十本杂感，单单这，也就可以明白他不必写小说形式的创作的根由了。不过最大的缘故似乎在他创作的认识，与革命的信念的冲突。我们知道，大凡两种力在冲突了的时候，是会停滞着。”③李长之认为创作理念中两种力的冲突以及杂文的创作转向使得鲁迅中断了小说创作。除此之外，他也提出了鲁迅不能创作长篇小说的两个原因：“鲁迅在性格上是内倾的，他不善于如通常人之处理生活。他宁愿孤独，而不欢喜‘群’”；“他缺少一种组织的能力，这是他不能写长篇小说的第二个原故，因为长篇小说得有结构，同时也是他在思想上没有建立的原故，因为大的思想得有体系。系统的论文，是为他所难能的，方便的是杂感”。④总之，李长之认为鲁迅小说创造中断的原因既是主观上的“不为”，也是客观上的“不能”。其实“鲁迅小说创作中断”这一命题按照学界的观点，可以有两种解释，即“现代题材小说创作中断”与“长篇小说创作中断”。⑤李长之当时尚未见到《故事新编》的出版，其依据的鲁迅著作也不全，做出的评论多是印象式的，对问题的复杂性也还未有所考虑，他提出的“小说创作停歇”的观点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李长之做出的这些判断影响到后来许多研究者的立论，例如鲁迅内倾的性格、不擅长做长篇小说以及鲁迅小说的诗化特征、小说—杂文的创作转向等。 鲁迅当时对李长之的批评意见抱着鼓励的态度，但也并未完全认同：“李长之不认识，只看过他的几篇文章，我觉得他还应一面潜心研究一下；胆子大和胡说乱骂，是相似而实非的。看那《批判》的序文，都是空话，这篇文章也许不能启发我罢”⑥，“文章，是总不免有错误或偏见的，即使叫我自己做起对自己的批评来，大约也不免有错误，何况经历全不相同的别人。但我以为这其实还比小心翼翼，再三改得稳当了的好”⑦。在鲁迅看来，两人“经历全不相同”会造成批评中的“错误或偏见”，但这种批评精神是可取的，实验之作，其“错误或偏见”也是难以避免的。有鉴于此，对于李长之《鲁迅批判》一书中的观点、看法，应取尊重与借鉴的态度，而不宜一味盲从、趋附。 二、《鲁迅批判》之得失 《鲁迅批判》一书虽成体系，其实并不完整。李长之《鲁迅批判》一书原计划十二章，最终出版的版本减少至六章，其中删去了作为“鲁迅批判之十”的《鲁迅著译工作的总检讨》一章，李长之认为这一章“它不全，而且究竟是鲁迅的‘身外之物’”而因此删去。李长之在该章所列的计划中有七个小题目：鲁迅翻译的文艺论、鲁迅翻译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的艺术观、鲁迅翻译的剧本与小说、鲁迅翻译的散文随笔、鲁迅翻译的童话、鲁迅对旧籍之整理著作、鲁迅之杂著与杂译。⑧李长之完成了前两个题目，后面部分因为刊发连载文章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停刊而辍笔。究其原因，视翻译为“身外之物”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影响到李长之对鲁迅翻译价值的判断，这就造成李长之忽视了鲁迅小说创作藉由翻译实现这一特征。在鲁迅的话语中通常“作译”是密不可分的，对鲁迅而言，翻译而非创作才是最用力的部分。除了郜元宝提出的文坛“小说独霸”的流行观念外，“创作独霸”也是文坛一大痼疾，轻翻译重创作是自五四以来文坛就存在的现象。在鲁迅的小说创作中，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认为没有鲁迅的翻译就没有鲁迅的创作。鲁迅曾讲述过自己的小说创作经历：“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所以‘小说做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里(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⑨郜元宝对上文的看法是当时鲁迅缺乏翻译的底本和做论文的参考书而只能“被迫做小说”，但上文也透露出鲁迅为小说创作所做的前期准备，即留日时期的译介经历。鲁迅《狂人日记》《药》等小说都有借鉴外国小说的痕迹，同时，鲁迅也回顾了从事文艺运动的初衷：非为创作，而为绍介。鲁迅有感于中国文坛优秀作品的稀少，极力主张多翻译：“中国作家的新作，实在稀薄得很，多看并没有好处，其病根：一是对事物太不注意，二是还因为没有好遗产。对于后一层，可见翻译之不可缓。”⑩鲁迅对翻译的重视由此可见。很可惜李长之没有认真研究鲁迅的译介作品，这也影响到他在《鲁迅批判》中的相关判断。鲁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译介了众多外国作品，为创作做的准备是长期的。同时，他认为翻译是借鉴翻译作品中的个别部分而加以个人创造，而非全盘模仿，二者不能混为一谈。(11)
